生活与追求的改变

大约从 4 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中国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周恩来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又记道： “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惯债，奈何！”

5 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 5 月 2 日的日记记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动起来，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处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5 月 5 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6 日，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日

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中国留学生满怀悲痛。 10 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

仲本月 2 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他的绝命诗中的两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这件事对他又是强烈的刺激。 16 日，段祺瑞反人民之道而行之，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

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 400 人。21 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以后改称学生救国会），成为促成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之一。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就是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离日归国的。他们回国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爱国的波澜，冲击并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5 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 月 19 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中心人物童启颜（冠贤）、高仁山等是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的南开同学，同他都很熟识。他们提议组织这个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用复兴意大利的三杰的故事以自励。新中学会的《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也就是改造中国，至于怎么改造中国？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主张。他们吸收会员很慎重，看重的是个人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周恩来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讲演：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大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最后，他把“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新中学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

定一处会址，有十六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有时是国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等；有时是个人学习心得。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不许无故迟到早退。无故迟到的只能自觉地站在旁边，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到“新中寄庐”的宿舍中集体居住。宿舍内所有烧饭、洗碗、采买、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这一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菩和天津水产学校校长

孙子文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顿午餐，便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张伯菩等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认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月 2 日至 3

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考试成绩不够好，没有被录取。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懊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在这种心情下，7 月 28 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乘船渡海，到朝鲜釜山改搭火车。8 月 1 日，回到天津。
月 7

日，周恩来回到母校，探望了师友们，三日后，又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看他的生父。他在国内渡过了一个多月。9 月 4 日，重新回到东京。

在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造成米价高涨。每升白米的价格，在春天是二角，到夏天就猛涨至五角五，短期内上升一倍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的维持。7 月下旬，骚动从富士县开始。8 月中旬，在连续四天内，京都每天都有数千人袭击米店。这个风潮迅速扩及整个岛国，在农村和煤矿工人中也都发生暴动。9 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工，打死 13

人。 57 天内，全国有 33 个县发生暴动。卷入这个事件的，将近占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场空前的米骚动中，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暴露得如此尖锐和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问题给予严重的关注。这为他以后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是 1917 年 10 月，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他后来同日本朋友谈话时说到过：“我来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但他最初对这些似乎没有给以太多的关心，在他思想上似乎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1918 年 4 月 23 日的晚上，他到东京堂去买书，随便看看新出的杂志。从《露西亚研究》这本刊物中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凭追忆写下了 800 多字的详细摘要，里面说：

“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按：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

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但这以后没有几天，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巨大风潮掀起，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去探讨。9 月初重新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他在 10 月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他的思想，已经逐渐倾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

《改造》等杂志。 1919 年 1 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一册到第三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河上肇在文中写道：“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第四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结果是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重回日本后，周恩来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他曾为王朴山题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有一个在王家和他共住过一个多月的留日学生，谈到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