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

南昌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正如聂荣臻所说：“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正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决定了 8 月 1 日这一天的重大意义。1933

年 6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这一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 月 1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 8 月 1 日为建军节。

后来，周恩来在提及南昌起义时，却很少讲自己的作用。

1957 年，在八一南昌起义 30 周年纪念日前，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个纪念南昌起义的宣传提纲，其中有一段写道：“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让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

送周恩来审查时，他认为，不能突出他个人，应把别的领导人都加上去。他改成：

“决定让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与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一部分为基础举行起义。”

另外，又在原为“7 月 31 日晚上，周恩来等率领了北伐军 8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起义”一段中，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党和军队不会忘记周恩来，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但是，周恩来却认为，不能宣传他自己，应该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其他人的作用；应该多宣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少宣传南昌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南昌起义，其中自然要突出地反映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的历史功勋。但是，这些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周恩来搁置了。

1959 年，军事博物馆在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周总理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拍一组周恩来与南昌起义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打断说：

“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

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他越过南昌起义部分，直接去后面看陈列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同一年，江西省话剧团也抓住了南昌起义这一题材，创作了大型话剧《八

一风暴》。八一厂的同志趁江西省话剧团来京演出该剧之机，和剧组商量把它改编成故事影片，并多次请周恩来去审看演出。遗憾的是，周恩来对这一活动却不感兴趣，他说：

“你们演我，我就不看。”

历史终归是历史，功勋毕竟是永垂青史的。江西人为了纪念这一伟大事件，在原起义指挥部旧址建立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1961 年 9 月 18 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到阔别 34 年的南昌城。他到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站在纪念馆门口，他仰视大楼，微笑着深情地说：“啊！修理了一下，样子还没有变。”他走遍了每一层楼，恩绪又回到了那激战南昌城的八一起义时候。

然而，在整个参观中，他只字未提自己在起义中的作用。他一直强调：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宣传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

对八一南昌起义，他告诉展览馆的同志：如果要宣传，应该宣传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和陈毅等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晚上，在江西省委的便餐上，省委负责同志向周恩来举杯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泡。总理离开南昌 34 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一听提到自己领导南昌起义的事，马上转移了话题，用激将法对江西省委的负责人说：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 这样一来，既又开了话题，又激励了江西同志从全局出发，支援国家解

决困难。

1963 年 8 月，在文化部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期间，河北张家口一个剧团又创作并进京演出了京剧《八一风暴》。插手京剧改革的江青亲自出马，把此剧推荐给周恩来，请他去看。周恩来又一次拒绝了。他在 8 月 16 日当着

100 余位文艺界人士说：

“据说这回张家口一个京剧团演了《八一风暴》，我没有去看，是江青推荐的。”

尽管周恩来一再不愿提及自己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简章却在这里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不可能回避，也无法忽略。后来人总要去翻看这一章，并想法把它表现出来。

1964 年夏天，为庆祝建国 15 周年，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在周恩来倡议和亲自组织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史诗的创作，不能绕过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然而，周恩来关心的却是如何更好地表现同一时期的秋收起义。

他郑重而又谦虚地指示创作人员：南昌起义时，我们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所以成效不大，但是涌现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当时这些同志表现是很英勇的，像一首诗中说的：“贺叶南征胆气豪”嘛！所以要突出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合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些地区的武装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东方红》在描写秋收起义以前一段时，没有正面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尽管在审查与讨论《东方红》的过程中，有些中央领导不止一次地提到要增加表现南昌起义的一个场面，甚至提到这是群众的意愿。周恩来则坚持不要增加这一场。他强调：应该突出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

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他只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了一句：

“⋯⋯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如果不是周恩来在“总导演”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那么《东方红》反映南昌起义就会充分一些、客观一些。由于周恩来的谦逊，给亿万观众留下了遗憾！

然而，周恩来谦逊的美德，不能完全代替理性的思考。对南昌起义的功过，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自然会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南昌起义及其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功不可没，功在千秋，永垂青史。这些勿庸赘述。我们只是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理性反思南昌起义时的说法。

毛泽东：

“我们党虽然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1924 年至 1927 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

1924 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1938 年 11 月 6 日《战争和战略问题》。

周恩来： “六大”开会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

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1944 年 3 月 3 日、4 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60 年7 月 14 日、15 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周恩来的客观分析，是很值得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