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吼吧，黄河

重庆市内，已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由著名老作家、诗人冯乃超先生出面，发动了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签名赞助。“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的启事与签名，刊登在重庆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上，一时间震动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山城重庆。

但是举行追悼会要场地，在租剧场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当时重庆绝大部分剧场都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他们听说共产党要来租场子，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最后好容易才勉强找到一个坐落在七星岗下的“江苏旅渝同乡会”

礼堂——一个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小场子。

即使借这么一个小地方，也还是煞费周折。开始他们显然是“口径一致”，以种种理由不租！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该同乡会的理事长，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先生。于是设法打通这道关节，找到黄任老的知友茅盾先生，得到他的书面介绍，见到了卧病的黄老先生。黄先生表示赞助并签了名，还亲笔下条子给该同乡会的经理，会场才算定了下来。票子、节目单的印刷、销售地点，由“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李公朴先生极其热情地承担下来。这些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不能马上把音乐院和分院的教师、同学接来，因为票款还未到手，人来了要开销，怎么办？筹备负责人钱远锋同志当时是垫出自己的薪资在办事。他那里的钱已用光，快要“枵腹从公”了！在这个关节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知道了，便通知远锋同志到“中共代表团” 去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听了汇报，表扬了远锋同志，并立即找来徐冰同志，要他尽力协助。徐同志在经费和其它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于是，这才将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同学接到重庆来，分别住在七星岗附近几家小旅馆，大伙还发挥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几个人挤住一个小房间，甚至还有的同学打地铺。

票子已是销售一空。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票数大大超过剧场规定（六百个座位）一倍还多！

1946 年年初（注：1 月 5 日），重庆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小礼堂里，布置了灵堂，台中央放着冼星海同志的遗像，台上、台下整个会场遍布挽联、花圈。这里面有中共代表团、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同志的，还有不少重庆各界如郭沫若、冯玉祥、黄炎培、陶行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送来的。不知怎的，听众早已知道周恩来同志要在会上讲话，所以开会前两小时，大批群众纷纷入场，六百人的会场，起码挤了上千人！场内容不下，就在楼梯上挤，搂梯挤满了，便挤到楼下小客厅、过道、院子⋯⋯一直到大马路上都挤满了人！这么多的人，当然都是想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遗作，更重要的是希望一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风采，聆听他的演讲，了解共产党对国内时局发展的看法。

这就急煞了国民党反动派，忙坏了他们的鹰犬。开会之前，几个冒充税务稽查的特务，来找大会的负责人，说这是个音乐会，你们卖票没有完税。他们想抓这个由头捣乱，勒令补税，否则便要“禁演”！没有料到音乐会前台工作人员中有位周西平同志（当时他名叫周召，是中共地下党员，搞青年工作的），他出来对特务说自己是重庆市税务局局长某某亲自派来专门处理此事的市税局“高级”人员（周召同志不久前也确实在那里干过一阵，身上还挂着市税局的证章）。几个特务真给唬住了。周召同志又给他们一顿申斥，把他们轰走了。不一会，又来了几个手持“派司”（身份证）的军统特务，找到江苏同乡会的经理，说房子是泥木建筑、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重量，还威胁说：“这都是共产党搞的，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么？非停演不行⋯⋯” 经理无法，只好找到筹备负责人，说什么也不借场了，要求毁约退租。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事情传到在场的李公朴先生那里，他当时是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常务理事。便立即由他出面，责成经理继续履行租约，他果断地说： “我们负责维持好会场秩序，不让大家乱挤乱动，保持肃静。只要不摇动，房子是不会出问题的。既然要求入场的人数这样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

我们再加演一场！”原定只演出两场，现在加演一场就共演三场了。那几个特务见实在无法刁难下去，只好灰溜溜地滚起走了。

大会开始前，一位重庆有名的声乐家伍伯就——这个人平时是不大过问政治的，找到筹备负责人，说明自己是冼星海先生生前好友，为了表示对冼先生的哀悼与敬意，愿意在音乐会里参加一个独唱节目（星海遗作）。负责人见他态度诚恳，表示了欢迎。这次音乐会里，伍伯就的节目也是比较成功的。大会准时开始，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冯玉祥，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以及各界人士纷纷从后台入场。先举行追悼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大会，周恩来同志主祭，唱《挽歌》。追悼仪式完毕，接着便是周恩来同志讲话。周恩来同志首先介绍了音乐家冼星海的生平。他说：

星海先生 1905 年出身广东省番禹县，从小家贫，他家属于广东最低层的疍民，出世前丧父，靠祖父和母亲的劳动哺养成长，供他求学。在广东读书时，就热爱音乐，表现出这方面特有的资质与禀赋，特别是由于他出身穷苦，所以从小就对劳苦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充分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早在“上海音乐院”就读时，他因不满院方反动统治奋起斗争而被迫退学。为了进一步学习音乐，他靠朋友们的帮助，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找到一个工作，只身到了法国。在法国留学期间，祖父死了，母亲远去南洋帮佣谋生，根本无法供给他求学费用。星海先生一面做小工，一面坚持学习，也曾向当时的中国使馆请求公费，因为没有后台支持，所以得不到理睬！他是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学习音乐的。在他学习期间，知道祖国连年内战，更加上日寇入侵，水灾严重，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华侨出同样被人轻视，遭受压迫！这些遭遇使他的思想受到震动，得到锤炼和升华。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苦难的祖国，要唤醒人民起来与日寇、汉奸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回国后，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不论在上海、武汉或在工矿、农村，星海先生都发挥出他最大的积极性：组织歌咏队，创作抗日歌曲，亲自教唱。他曾经说过：“我国能够决心对日抗战，歌咏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一片大好的抗日形势之下，也有人心怀叵测。1938 年在武汉及其他各地，正当抗日热潮高涨的时期，来了一阵阵逆流，解散了不少救亡团体和星海先生领导的歌咏队伍。人们为抗日作宣传也受到限制，这使他感到苦闷，他决心到延安去！ 1938 年冬天，他到

了延安，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那里，他看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

生活有了改善，纷纷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抗日热情极为高涨！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冼先生的革命干劲更大了！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民族解放交响曲》等大型音乐作品，还有大量的群众抗日歌曲。这成为星海先生创作上最旺盛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党委托星海先生到苏联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苏联工作一段时间后，待到任务完成回国，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的边境时，国民党政府不让他入境！在边境滞留期中，他那被幼年贫苦生活折磨坏的身体经受不住恶劣的气候环境，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一病不起。苏联政府送他到最好的疗养院治疗。但是，终因病势沉重，我们的星海先生，不幸于 1945 年 10 月 30 日与我们永别了！今天，我们来追悼星海先生，应该学习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奋不顾身努力工

作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冼先生的死是由于生活的贫苦，今天我们还有许多天才的音乐家被沉重的生活困苦着，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我们急迫地需要生活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歌手聂耳先生正当年轻有为的

时候不幸遇难早逝，张曙先生被敌机轰炸夺去了生命，而任光先生也在 1941 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现在星海先生又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如今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世界是和平民主的世界，中国也一定要成为和平民主的中国！

然后，周恩来同志谈到大家最关心的国共和谈的问题，详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统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人民生活困苦，一致希望和平，恢复生产，从事建设。他接着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那里人民生活安定，没有苛捐杂税，已大规模恢复了生产建设。但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以统一军令政令，缩编军队为借口，强令缩编、削减八路军、新四军。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与支持之下，大量购买美制新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借助美帝陆海空军的运输力量，昼夜不断地大规模向解放区各战场运送部队。蒋介石妄想从军事上一举消灭我党我军，达到在政治谈判中不能达到的目的。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完全由国统区的人民来负担，所以才造成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局面⋯⋯现在，内战正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尽量委曲求全⋯⋯内战是绝对不得人心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都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周恩来同志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 “假民主、真反共”的阴谋，激起了会场内外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冯玉样先生也讲了话。他沉痛悼念了冼星海先生的逝世，然后以辛辣的

讽刺，揭露了国民党反对派唯“马”（注：“马”亦指马歇尔）首是瞻出卖民族利益与尊严，投靠美帝准备大打内战的阴谋。

郭老的讲话，首先慨叹了我国音乐界的不幸，他也概述了音乐家聂耳、黄自、张曙、任光、星海的生平业绩。痛惜他们的早逝！紧接着就爆发了他那《雷电颂》一般的愤怒的霆击！劈开了山城的迷雾，照出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嘴脸，而他们又是那样的虚弱，这一个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都害怕，都不能容纳⋯⋯

这一阵阵炽烈的愤怒的演讲词，使追悼会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会！

难怪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特地赶来，要参加这个音乐会。这个被蒋介石裹胁、利用多年的老人，大概是希望在这里听到真理的声音吧！可惜他来晚了一步，怎么也挤不进去，直累得他一个劲喘气！第二天，特地给他送票子去，他一再表示非常想来，但行动很不方便（被监视），再之致意感谢音乐会的主持人。

追悼会不仅仅使台下的观众受到感染，尤其是使台上的演员受到教育和激励。他们把激动的感情注入自己的歌声里，从《黄河大合唱》的第一声“咳哟⋯⋯划哟！⋯⋯”中迸发出来。这歌声在听众面前展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与大自然，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生死大搏斗的无比宏伟壮丽的图景。

听众席中异常静寂，大伙屏着呼吸，倾听着每一个音符、曲调的变化，并随之振奋、欣喜、叹息、流泪。直到《怒吼吧，黄河》那高亢激越的旋律和歌声响起，听众们昂起了头，仿佛眼前出现了千百万的人民子弟兵，在黎明的曙光里，向着那万恶的旧世界冲锋陷阵，胜利进军！

三天的音乐会，都是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会场主持人李公朴先生在每次音乐会结束时，都立即走上舞台。他穿一身旧

西服，马裤，皮靴，抚摩着他稀疏的胡须，微笑着向会场喊道：“请大家注意，不要走动。我们这个房子就像我们的‘中华民国’一样，外表看起来是‘四强之一’，好像是钢骨水泥的，其实里面是一塌糊涂⋯⋯（会场大笑。）大家都听我的命令，冯副委员长也要听我的——冯副委员长，您怎么样？” 冯玉祥先生赶忙起立回答：“坚决服从！”“最后排的先走，然后一排接一排，整队离场，大家步子要走正，不要左右摇摇摆摆⋯⋯（会场又大笑！）离场时每个人高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要对准那些爱打内战的！⋯⋯ 现在注意口令：最后一排，向后——转！齐步——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离场的观众，人人高唱《救国军歌》，一直唱到七星岗大马路上还歌声不断！

星海先生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正是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前夜。周恩来同志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正在重庆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艰巨的谈判斗争。但即使在这极端紧张而繁忙的时刻，他也十分关注党的文化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给星海先生举行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他白天进行了一整天紧张的谈判，晚上还要来出席这个追悼会和音乐会。在举行追悼会和音乐会的三天中，周恩来同志参加了两次（本来三次都要到会的），有一次不能出席，他还特意派人来向大会主持人说明不能到会的理由：与国民党的谈判临时改在晚上，所以不能出席这个会。更令人难忘的是，要举行星海同志的遗作音乐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可没有一个文工团或什么音乐团体驻在重庆，音乐会的演唱人员从何而来？当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是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倾向的学校，但是那边学习音乐的学生都是少年儿童，只能担任音乐会的部分节目。音乐会中其它重要节目如《黄河大合唱》等的表演人员问题怎样解决呢？周恩来同志知道钱远铎同志与音乐院师生有联系，也知道音乐院里不少师生是热爱党、倾向进步的，只要有这个条件，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不是么？国民党办的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人，都成功地演出了共产党的音乐家的作品！这件事把当时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气得暴跳如雷，这个小丑叫嚷什么：“参加这个音乐会的都是共产党！”而实际上当时的国立音乐院根本就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但这位顽固不化反动到底的吴伯超，这时就打定了要迫害进步学生的主意⋯⋯

冼星海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的成功和在国民党心脏地区所产生的强烈影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战斗力量，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路线和主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的最卓越的代表！冼星海先生的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革命实践中的一个光辉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