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力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1956 年 1 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简称《农业 40 条》）出台了。《农业 40 条》要求到 1967 年粮食、棉花产量分

别由 1955 年的预计数 3652 亿斤、3007 万担增加到 10000 亿斤、10000 万担，

即等于要求每年分别以 8.8％、10.5％的速度递增。显然，这些高指标在 12 年内是无法实现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部经上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受到不断加码的严重干扰。

在严峻的经济局势面前，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理性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在内在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为了使全党干部在持续了多年的大好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重要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

——1956 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 月 30 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不要有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 12 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上述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2 月 10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 170 多亿元减到 147 亿元。会后，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以上情况，就是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把高指标压下来的“2 月促‘退’会议”。

这时，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15 年远景计划

纲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稿中规定：到 1967 年，

工农业总产值将由 1952 年的 827 亿元增长到 5469 亿元，15 年增长 5.6 倍，

每年递增 13.4％，到 1967 年，粮食产量仅比《农业 40 条》的内定数有象征

性下降，由 1952 年的 3278 亿斤增长到 9500 亿斤，15 年共增长 2.9 倍，每

年递增 7.4％。由于 1953 年到 1955 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 3.9％，因此，只有在 1956 年到 1967 年的 12 年中每年递增 8.2％，才能实现 9500 亿斤的指标。

月 25 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 4 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严重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 4 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

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 1956 年、1957 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但是，这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4 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宣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迫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

月 11 日，周恩来以“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

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8 次会

议上果断地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 8 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

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订得高的 1956 年国家预

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 月 4 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

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10 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确认了 4 月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