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身面出挽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月 1
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2 月 2 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 20 个卫士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个人，制造了“二二事件”。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

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周恩来知道王以哲被杀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做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这时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当时西安谣言纷坛，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2 月 3 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哪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慌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2 月 3 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外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营撤出西安。4 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送到了云阳总部，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

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氏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 月 4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总，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闲难，也最危险的日子。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好在当时他只有 39 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他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由于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或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2 月 3 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擅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2 月 5 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 月 6 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2 月 8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2 月 9 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我党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

号，成立红军联络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钩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折冲樽俎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