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

的确，毛泽东、周恩来当初考虑暂不收回香港，不光是考虑到对美国的

斗争，而且还看中了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

这一点，周恩来明确表示过：香港“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从 50 年代开始，周恩来已经在具体考虑怎样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那是 1957 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国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这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产业界一些朋友的疑惧和不安。

4 月 28 日，和暖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 200 号的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大家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 周恩来了解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当盛康年谈到荣家（指荣毅仁家）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不敢坐；洪佐尧很有钱，而没有买汽车时，周恩来说：“工商界应有几辆汽车，否则人家奇怪，汽车全是机关里的。你们有外汇可以自己买，要公家代买也可以。公家汽车可以出卖一些。”

当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中央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怀，说现在情况虽然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两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

当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总理：“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含糊地拍板说：“可以管得松一些，让港厂独立经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做了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表示：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都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

接着，他对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

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在座的朋友们非常感动，无形中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50 年代，中英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曾经因多种原因向英国提出过抗议， 但却没有试图破坏香港的现状。一个最有力的证

明就是，1960 年前后，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再加上自然灾害， 饿死人的事情时有所闻。但周恩来总理却专门下达指示：香港这个地方日益重要，要做好对港澳地区的水、食物、原料的供应，要把这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希思从一国首相的角度，对周恩来总理的话有着深刻的理解：1960 年夏天，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撤回了所有的技术人员。周恩来知道， 必须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寻求援助，而这种形势就使得香港对中国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

香港人对于周恩来保证香港供应的安排是十分感谢的。香港地区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都需要内地供应，如果内地切断供应，香港就会成为一座“死城”。1925 年爆发香港工人大罢工，连卖菜的小贩也拒绝去香港卖菜，垃圾也无人打扫，结果香港变得臭气熏天，简直无法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