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 山 遭 伏

1937 年 4 月 25 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 4 名警卫员。这些都是他此次出行的随从人员。除此而外，就是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的孔石泉。他是奉调前往西安，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

他们这一行，包括正副司机在内，总共有 25 人。

周恩来副主席这次离延安出行，是肩负着党中央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后来还到庐山同蒋介石会谈。

对周恩来这次赴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为副处长的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并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已收起了反共打内战的破旗， 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是友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前正在对之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当然也不敢搞什么大的名堂。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他们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排， 由排长和副排长率领，前往护送，且令三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相互可以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知晓。当时特别注意行踪保密，甚至有的随行人员先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加哨看守。不料想对汽车加哨看守，恰恰为匪徒探知。

周恩来这次出行，本来决定 4 月 24 日一早起程的。但是，这天卡车发动， 担任护送任务的警卫战士分别在指定的车上坐好后，周恩来和张云逸在毛泽

东的窑洞里，对国共合作新的一轮谈判中的许多问题，还在进行商讨。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前往催促，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让特务队一排排长带两个班护送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由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于次日也就是 25 日起程。周恩来还特意嘱咐陈友才，告诉先行的人注意安全。

这天早饭后，周恩来、张云逸与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红军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后，便在供给部大院登上卡车起程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这次赴西安的途中，正预伏着危险。

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一股灰黄的烟尘。

坐在车厢里的干部、战士，说说笑笑都很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坐汽车长途行军这还是头一次， 特别是去西安这样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自然兴奋异常。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中，卡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了劳山。路弯弯拐拐，上上下下，颠颠簸簸，黄土弥天，卡车更加难开。

这劳山，本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它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甘泉两县之间，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分水岭。自古以来，甘泉人把它看成是甘泉北侧的天然屏障，而延安人则把它看作是延安南边的门户。以山而论，它算不上高，也算不上险，但沟壑纵横，满山都是梢林和齐人深的荒草，所以历来的军事家都视之为用武之地。清朝同治年间， 此地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便利用此地进行埋伏，消灭了数千清兵，并杀死了 3 个总兵。至今那 3 个总

兵合葬的大坟堆和数千清兵合葬的所谓“白骨忠义坟”，遗迹犹存。 1935

年 10 月，蒋介石派兵对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一一○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也是在此地被我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 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接着，穿过层峦叠障的峡谷，峰回路转走了一段，绕过一段弯道来到一个宽阔山坳。这里是个下坡，卡车自然轻快了许多。

“砰！”突然传来一声像是枪又像是鞭炮的声响。 “什么声音？”陈友才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鞭子。”刘久洲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这里人烟稀少，又不见有放牧的，哪来的鞭子响！”不知是谁

疑惑地插了一句。

话音未落，接着又是“砰砰”几声。

听到枪响，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战斗经验的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透过驾驶室的玻璃，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和卡车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拗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有一被当地人称之为“湫”的深水潭，公路路基建在潭上，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片大苇塘，苇塘后边是山崖陡峭的沿漱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 大梢林之后是连着一个又一个圆形山包的大山沟。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300 多米宽 30 多米高的大坝梁，坝梁的一侧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从坝梁下望，谷地一览无余。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也都响起了枪声。他立刻断定，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于是命令司机老李，加大油门，

快速前进，冲上坝梁。他认为，只有冲过坝梁，才能摆脱敌人。

司机老李也感到情况危急，立即加大油门，向坝梁勇猛冲去。就在这时， 埋伏在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

周恩来更加断定，这是敌人搞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在车轮被打瘪，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后，他敏捷地跳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也断定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他首先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保护周恩来迅速转移，接着又命令陈国桥，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一个个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又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他们带的都是短枪，百米以外难以给敌人造成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枪弹，但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也许是因为他挥舞手臂示意警卫员掩护周恩来撤离的举动，也许是因为他头戴礼帽，穿着的那套他随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西服，吸引了众多敌人的注意，一齐集中火力向他射来。当敌人集中火力一齐射向他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副主席和同志们的危险， 便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伏击周恩来一行的，正是在这一带活动的股匪。为首的头目叫李清伍， 本是河南人，早年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从小就不安分，耍枪弄棒，且长于心计，长大以后，很快成了一股土匪的小头目。 1935 年陕北红军占领万泉，李清伍股匪被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一说是独立营），李被任为指导员（一说教导员），在黄龙山金盆湾和黄泥湾一带驻防。但他匪性不改，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 1936 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围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收缴了县机关枪支，率众反水。

李清伍指挥部设在坝梁顶上的山神庙里，透过在后墙上挖的隙望孔，一边观察，一边指挥。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站在庙门口守卫的护兵李卓才，挟着支马枪跑进小庙，对李清伍说：“看，那几个⋯⋯”

李清伍一看，见谷地上有几个人下了公路，进入梢林。他“嗯”了一声， 说：“早就看到了。”

“那就快叫人去追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得意洋洋地说，“细软都在车上呢，他们带不

走多少，不要那么小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