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一个时期曾成为中外研究者议论的中心话题。首先是叛徒龚楚在他的《我与红军》的回忆录中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 毛泽东的，港台一些作者乃竞相援引。于是谬种流传，几成定论。这本来不足为凭，但近年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竟也这样认定：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

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这样论证：“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如果说，龚楚的谣言与港台一些作者的臆断是不值一驳的话，那么，对于索尔兹伯里先生这本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书中的议论（特别是他写这本书时所受到的我国官方的特殊接待和他所访问的对象，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则是不能不作出回答了。历史上确实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来“表明”周恩来曾“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恰恰相反，历史上却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足以“表明”周恩来对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的行为进行过抵制和抗争，而对毛泽东则给予了支持和维护，并因些而受到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的不满和攻击。让我们往下看。首先，周恩来入苏区后接任中央局书记，与“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毫不相干。第一，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决定，此前只任命过代书记，中央的原决定从未改变过。周恩来到后，不管从谁手里接书记职，都是履行中央的原决定，完全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又何得借此说三道四！第二，赣南会议后，苏区中央局于 11 月 15 日致电中央： “此间在党大会后，正努力建立军政的系统与工作。纠正过去党包办一切的错误。中央的同志多已分任军政工作，书记必须请中央派人来担负专责。” 正是根据这一请求，中央才决定周恩来提前入苏区工作的。第三，此前中央局代书记几经变动：成立时由项英代书记； 1931 年 5 月免项英，由毛泽东

代理； 11 月中央苏区党代会（赣南会议）又免毛泽东，仍由项英代理。 12 月周恩来到时，是从项英手里接过书记职的。此点，历史有明文记载，又何得张冠李戴，硬说成是从毛泽东手里“接替这一职务”的？

其次，周恩来到苏区后力主恢复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1 年 11 月的“一苏”大会，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毫无疑问，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与他们主张相悖的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种排斥手段。周恩来在 12 月间到后，于次年 7 月下旬到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指挥红军作战。7 月 25 日，他即与毛、朱、王联名向后方中央局发出部队“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的建议电。后方中央局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提议，而提出以周恩来为总政委。 29 日，周恩来乃以个人名义专门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 “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战争，“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一再坚持以毛泽东为总政委。后来，后方中央局接受这一提议，8 月 8 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洋、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三个问题：1.前方建议电由周恩来领衔，可见这个建议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而只有周恩来这样的地位方好提出这样的建议，朱德、王稼祥不便作这样的提议 12.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贯支持的，过去他大力支持过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在赣南、闽西时的斗争思想，现在又明确承认毛泽东在指挥战争上有他的“经验和长处”； 3.如果说周恩来一开始就“参与”了对毛泽东的排挤，此时何不乘后方中央局提议之机，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拿到手？可见此说为无稽之谈！

第三，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大力维护。 1932 年 10 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完全遵照“左”倾中央的指示，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旨在再次剥夺毛泽东的军权，以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

工作为名，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对此，周恩来在会上努力作了抗争。他不仅对后方中央局领导人指责毛泽东的一些所谓“错误”作了许多解释，而且他坚持提出的两个方案，总的精神都是要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执行“左”倾中央指示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的这个态度十分恼火。宁都会议后， 11 月 12 日，后方中央局成员给上海党中央发电，指责了周恩来三条所谓“错误”：

不赞成中央的“积极进攻”的路线，“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与毛泽东的“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等的“右”倾错误，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在宁都会议上，“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指责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是“调和主义”，甚至说：“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等等。

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个批评，亦同时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明确说明了四个问题：

1.只承认在宁都会议上“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同意是所谓“调和”；2.认为“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批评”，而这些批评都不完全符合事实，并指出“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由此可确知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完全是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意见，周恩来事前绝未“参与此种计谋”； 3.坚持向中央说明留毛泽东在前方的理由：“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同时对毛泽东本人也比较好；4.再次为毛泽东的态度作了一些辩护。周恩来向中央说明：宁都会议后他去探望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关于“请病假”，他也替毛泽东作了说明：“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周恩来此举的用意，是希望争取中央能同意毛泽东再回前方。但是，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始终不让毛泽东参与战争的领导，因而给红军战争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这个责任绝不能加到周恩来身上。至少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那是中央的强行任命，周恩来是不得已而任之。这一历史过程已是众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