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复和污蔑周恩来，国民党挖空心思，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启事刊出之时，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2 年的 2 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的一个笔名“伍豪” 的名义在上海各报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借以污蔑周恩来，攻击中国共产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后，正当共产党内的同志们怀着极其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赞颂周恩来为保卫党中央和稳定党的工作局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时， 敌人却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 1931 年 9 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 11 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施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 1932 年 2 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敌人在这个伪造的启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的名义，不单单是由于搜捕中共地下党遭到失败， 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国内享有崇高威信。敌人妄图利用这种伎俩，造成中共党内的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它是个伪造的，所以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虽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却除了“伍豪”一个名字外，再没有另外一个姓名。如果真有“伍豪等二百四十二人”脱离共产党，敌人怎么会吝啬到连多一个名字都不肯写呢？！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早已在 1931 年 12 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

长汀等地，于 12 月 15 日进入中央苏区，又怎么会在上海各报发表所谓“启事”呢？！

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进行的。在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 2 月 22 日的《申报》上，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 18 日送来厂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显然是一条很特别的启事。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广告处启事，极少先例。照一般情况，报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答复本人就可以了，绝不会在广告栏内再这样的刊登出来。再从时间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 2 月 18 日送给申报馆的。当时从 2 月 16 日起，《时报》（号外）、《新

闻报》先后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 2 月 20 日、 21 日连续登载了同一个伪造的启事。22 日申报馆广告处又发表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上述声明，这样一种安排，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威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

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共产党又在 1932 年 2 月 27 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 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雏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沼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2 月 20 日”配合登出《伍豪启事》一文，2 月 27 日的《实报》上又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国民党伪造启事的文章， 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凶残狡诈的狰狞面目，现将全文摘要刊载如下：

“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运动斗争中，不论在政治上， 军事上、理论上，都受到可怜的悲惨的失败之后，却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来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欺骗蒙蔽和愚弄劳苦群众！⋯⋯

这类‘聊以自慰’‘并以惑众’的无耻的造谣之一，便是本月 16 日后， 时报、新闻报、申报那些反革命报纸上所刊登下列的广告：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 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之中，所用的最无耻与卑鄙手段的模范之一！

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刑事犯的罪名追逐与通缉伍豪同志（即所谓爱棠村案）。现在却又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共产国际。难道天地间更有卑鄙与无耻甚于国民党反革命派的么？

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坚决地知道：惟一的真正能解放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与压迫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民众武装迸行坚决勇敢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推翻国

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他们坚决相信：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斗争中， 只有苏联是惟一的盟友与兄弟的国家。

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的打倒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答敌人的污蔑与造谣！

如果谣言能救国民党于死亡。则国民党这类混蛋可以不朽，可惜谣言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中共中央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 1932 年 3 月 4 日的

《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同志的别名。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帷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 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情的全部情况，康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当时就在上海，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对这一点，康生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曾不止一次的说过。 1962 年 10 月 31 日

和 1963 年 12 月 27 日他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还这样写过：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 根本不存在这样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事。”

但是，时隔几年，到了 1967 年的 5 月中旬，即《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前后，当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条材料，向周恩来进行围攻，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的逆流的时候，人们却看不到康生有片纸只字的表态。

为了回击林彪、“四人帮”的进攻，周恩来在 1967 年 5 月 19 日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用充分的材料讲清历史情况，说明当时自己早已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多月，正在中央苏区承担工作，同时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历史材料作为附件，一并送上。 1967 年 12 月 22 日又有人提出所谓“伍豪等

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毛泽东于 1968 年 1 月 16 日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可见，这个问题并未就此了结， 党内外大多数同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此，周恩来于 1972 年 6 月

23 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

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且避免今后有人利甲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但是， “四人帮”及其一伙却采取拖延的手法，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1975 年 9 月 20 日，周恩来病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四人帮” 仍在横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仍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用以进行煽动，实行篡党夺权的借口，因此，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之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 用他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的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然后，他才让医护人员将他推进手术室。他对手术能否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他这样做是为了不给诽谤者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周恩来于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后，江青及其一伙又玩弄卑鄙阴谋。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接连几星期刊登悼念和追忆已故总理的文章。有一天，它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这是新华社中拍“四人帮”马屁的人为了诬蔑周恩来有意选登的，显然也得到了“四人帮”中掌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的同意。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群情激愤，新华社最后不得不在下期刊物上表示道歉，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垮台，诬陷伍豪的阴谋也随之彻底破产了。

1980 年 1 月，《人民日报》刊登连载文章《伍豪之剑》，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周年。它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年代。

通过《伍豪之剑》一文读者可以了解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如何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勇敢、镇定、机智，必要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它还说明，为了党的利益，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年代里，以及后来他代表共产党常驻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暗杀的对象时，都一再表现出他这种英勇无畏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