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谱之歌

对周总理当时及以后均未将受伤的真情告诉邓大姐，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一直是想不通的。难道他告诉邓大姐不应该吗？难道邓大姐会去责备江青吗？怎么到 1977 年她还不知道？

1977 年我听到传闻周总理的右臂伤残是被“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害的以后，就去找了王来音，得到王来音的证实，便急忙去中南海西花厅面报邓大姐，说我找到了见证人。当时我以为邓大姐早就知道周总理受伤的真情呢， 谁知她根本不清楚。她像日常听取别人讲话一样，默默地倾心地听着。等我谈完当年总理右臂摔断的前后经过，她才若有所悟地说道：噢，怪不得那年我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江青来向我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她难过得都哭了。我想：她怎么要哭呢？今天你这一说，我才知道同她有点关系。恩来从没有给我讲过。

邓大姐回忆将近 38 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地说：那年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留在重庆工作。他走后一个多月，我才在 7 月底或 8 月初收到一个条子，一看是恩来写的，说：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好像是左手写的。这条子是遇到当时有人从延安来托他带来的。路上那时要经过好多天。我远在重庆，也没过问此事。

邓大姐接着说：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中央给我的电报，说恩来的臂伤急需去苏联治疗。这时我才感到他伤势一定很重，就发电请示中央， 要求同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立即复电同意。我乘汽车回延安。路上走了六天。恩来每天仍忙于工作，不顾治病和休息。许多同志都为他的伤势严重而焦急，要我好生劝他。

我这次去见邓大姐的时候，总理去世一年多。大姐的语调稳缓而坚定， 情真而意深。从大姐那里，我脑子里存在那些问题，似乎得到深邃的答案， 又似乎没有得到答案。我想，这大概便是被世人景仰的“模范夫妻”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一幕既同心相结而又各自隔膜的情理间融的佳作。也许有哪个大剧作家，能挥动如椽的巨笔据此写出一曲不朽的好戏！夫妻之间就是无话不谈的呀，可是他们之间一个未如实以告，一个相信那个河边的大坑为真！

周恩来总理到底有没有向别人讲过这次事故的真情？据我们调查所知， 他讲过！他在苏俄就医时曾向任粥时讲过，还向师哲讲过。他向任粥时讲， 是因为他要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他曾要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去了。而他向师哲讲，则完全是因伤痛所致。据师哲老人回忆，周总理当年在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对他已经愈合的右臂采用强力拉展手术，周总理疼痛难忍。师哲说：总理大声地喊叫，疼呵，疼呵⋯⋯！他这才说：是江青骑马把我从马上撞下来摔断的。师哲老人是 1925 年去苏联的，从未回过国，当时还不认识江青是谁。

当我们告诉师哲老人，总理从未向他人讲过他受伤的真情，就连邓大姐也未知的时候，师哲感叹地说：总理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1928 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我对他就有突出的印象。这回他到莫斯科，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我一进门就认出了在座的客人是周总理。我被派担任翻译（我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天天陪住在医院里。总理是个最坚强的人，治疗中受的罪太大咧，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他经常忙于工作，特别是后期，他向我说：我每天都处在精神兴奋之中，我要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于周总理当时的伤势究竟如何，除了此文前边所叙述的以外，我们在历史档案至还发现了一帧照片，那是当时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修养》长篇报告的刘少奇去看望他时，由一位今已不知名的人留下的珍贵镜头。读者看了这帧照片，自然会明白当时周总理的伤势确实严重。

几十年来，伤残的右臂不仅在折磨着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塑造着周恩来。

谁能说，那只伤残的右臂不恰恰使周总理的风度更加生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