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积极稳妥的“二五”计划

1956 年 7 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设上面。“二五”计划是 1955 年 8 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在这以前，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 被纳入远景计划的“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订高了。由于这些高指标在 4 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

无法平衡。到 6 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为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令人心急！

在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 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标降下来。

7 月 3 日到 5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问题。

周恩来指出：制定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 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

5500 亿斤，也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 5300 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 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 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 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 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 1962 年粮食生产 5200 亿斤、棉花 5200

万担”，恢复为“到 1962 年要求粮食生产 5000 亿斤左右，棉花 4800 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到 1962 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

告》就这样胜利地诞生了。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