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会谈地”“急起直追”迅速地发展中国科学技术

鉴于科学对于国力盛衰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我国科学技术又很落后的现状，周恩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讲军”。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周恩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据此，他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

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 12 年内，即“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为此，他指出：我们将要制定的从 1956 年到 1976 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应该说，这一决策，是现实的、突出重点的明智之举。

为了真正有效地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认为，还应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 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兴奋而持久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最重要的贡献，成为会议的两个基本议题，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所作的《报告》，普遍感到知识分子确实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该努力改善对他们的使甲和安排，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采取其他各种积极措施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议于 1 月 20 日闭幕。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