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虎穴龙潭

蒋介石磨刀霍霍，周恩来龙潭虎穴显胆识，把蒋介石斗得“像条落水狗”。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政治失败告终，是因为“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周恩来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当时中共中央担心蒋介石和中共破裂，于是 1 月 18

日至 20 日毛泽东与中央连续两次急

电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特别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南方局的同志在他的房间里开了紧急会议，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参加。周恩来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向与会的同志讲了，要大家商量到底是撤回去还是留下。经过仔细的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一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特别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办事处同志们数日来的奔走，各界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国际国内舆论对蒋介石的责难，以及国民党已从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等情况来看，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时撤回，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不利；况且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一旦全面破裂将不可避免大受损失。再说，现在都撤回去，国民党也不会轻易放我们走。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最后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会议商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其余同志转移或撤退回延安。会后他把会议结果电告中央，但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仍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最后终于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一部分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撤回延安。博古、凯丰则早已回延安了。周恩来率领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毅然坚持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中，同国民党开展全面的政治反攻，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气概，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以及对复杂局面有审势和驾御的能力。

早在皖南事变前，也就是 1940 年秋冬，周恩来已觉察到敌人的反共阴谋，曾对国统区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转移、隐蔽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都妥善、周到地安排他们转移，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疏散，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当《新华日报》疏散人员时，他亲自前去检查，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尚未暴露的同志，指导他们就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告诉他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方针，做到“同流不合污”。

由于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周恩来常常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拟电报，下半夜逐个审查准备撤退人员的名单和材料，找出漏洞指出应该怎样补救。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离渝时，行前他紧握着车队领队人廖似光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似光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由于计划周密，转移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对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董必武向大家讲了二七大罢工运动的经过，号召大家学习林样谦、施洋等烈士“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革命精神。周恩来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我们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倍地努力。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的战斗阵地，对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全部撤离重庆，将标志着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将兵戎相见，中国共产党必将采取抗日与反蒋并举的方针来争取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怎样，中国革命都将经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曲折的道路。

由于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发挥了作用，蒋介石遭到国内国外的责难，越来越被动，迫使他对中共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

月 7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斗争的焦点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 3 月 1 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仍留在重庆，据说是专等观察国民参政会开会，以验证国民党所标榜的“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离会议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也越来越焦的不安，他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参政员自然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参政会。2 月 10 日，他拟好电文交给童小鹏发往中央，向中央表示，应采纳民主人士的提议：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中央复电同意这一建议。这是很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扩大了十二条要求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一致对敌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

一场新的巧妙的斗争开始了。2 月 18 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以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公函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

余人。这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王世杰接到公函后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中共表示要决裂，要张冲立即找周恩来收回公函。这段时间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与国民党各方的接触，把斗争情况向中央及时报告，办事处的机要电台整天收发电报不断。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就有数份。2 月 20 日他发给中央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的电报中说：“张冲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 “我当即指出：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回答说： “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 事后，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固派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周恩来也考虑到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但他处之泰然，向党中央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很快接到延安的回电，同意思来同志所取的立场，指示不拒绝谈判。 25 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央：“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 ‘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开始软下来了，第二天，周恩来面告张冲，我们中央的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张冲仍一再要求出席参政会，并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讥讽道：“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肯定地告诉他，无条件出席是不可能的。

会期已经临近，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方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蒋介石侍从室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 月 1 日参政会开幕那天清晨，张冲又奉蒋介石之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

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鹊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

周恩来配合党中央指挥的这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为了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等。这是周恩来、董必武于两天前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并经中央采纳的。函中还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接着，他又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各党派代表写信，告以我党为了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此举“实已委曲求全”，倘能为当局接受，并有明确保证，我党参政员必定届时报到，如仍被拒绝，造成时局的恶化，也“扪心可告无愧”。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中

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文章，但遭到新闻检查官的扣压。周恩来果断决定不经送审出版增刊，并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并作出公断。

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虽仍未被国民党所接受，中共参政员也没有出席这次参政会，但中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忍耐为国的气度已博得了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3 月 6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虽仍大谈其“军令”、“政令”之统一，但又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该会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的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几天，在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蒋介石于 3 月 14 日约请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应约谈完回到红岩，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在电文中写到，这次谈话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已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表示： “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还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对防地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并说还要请他吃饭。报告中还说，蒋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3 月 25 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也在座。席问周恩来同蒋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总的来看，“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从此，时局暂时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这次反共高潮，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极端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从容沉着，密切配合党中央机智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国民党无论是用硬的高压威吓，还是用软的哄骗哀求，始终奈何不了他。正如中共中央在 3 月 22 日的文件中所描述的：“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