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第三次来华

两年以后的 1956 年 9 月，米高扬第三次夹华访问。然而，这一次访华，情况却大不相同。

1956 年 2 月 24 日晚，赫鲁晓夫一反原先对斯大林的尊重和吹捧，在苏

共二十二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直到 25 日早上报告才结束。他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 30 年代搞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内幕，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以及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关材料。这份秘密报告，很快以速记稿形式送给了中国党以及其他的兄弟党，立即像一颗“政治原子弹”一样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混乱。

在苏联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中国国内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究竟如何借鉴外国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又如何探索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此，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米高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邀率领苏共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穆希金诺夫、尤金、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沙丘科夫等人。在前来听会的 46 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中，苏共代表团的人数最多，当然也最引人注目。

米高扬一行的到来，仍受到中共领导人极高的礼遇。9 月 14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专门设酒会欢迎苏联等 46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并专门向米高扬等人祝了酒。9 月 15 日，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米高扬和苏共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大会的显著位置。

9 月 17 日，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八大致贺词。一般他讲，兄弟党的贺词，以歌颂友谊、赞扬对方的成绩为主。由于苏共的“老子党”习惯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米高扬带来的贺词与其他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不同。米高扬以较多的篇幅颂扬苏联共产党的成绩以及十月革命、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作用，认为西欧革命的原动力来自俄国，革命的中心在俄国等等。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这种盛气凌人，把自己放在一切人之上的做法，显然也是赫鲁晓夫的一贯作风。

大会期间，毛泽东几次与米高扬谈话，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米高扬：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

自我批评，事前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简单他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斯大林的去世，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党所受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等等的话，还没来得及细说，米高扬这次来，毛泽东有一吐积郁的愿望。

在一次单独谈话中，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语气对米高扬说：

“中国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组织以及党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遭到严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被迫于 1933 年初撤离上海，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王明为代表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对中国党的严重危害，是与苏联党密不可分的。这些，米高扬不是不知道。他心中明白，毛泽东是有所指的。他只好耐着性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好似者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米高扬只是认真倾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己日益明显，他也不便表明个人的态度。他清楚，毛泽东和中国党“过去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7 年多以前，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代表斯大林首次来华，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那时，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任何意见”，也许那次来华，就决定了他在中国问题上和中国党面前所扮演的角色。 1954 年，米高扬第二次来华，那次是随赫鲁晓夫来的，当时苏联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因此米高扬也没有多少发言权。1956 年的这一次，是米高扬最后一次来华，此时他又是代表苏共中央，但所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却是粗鲁野蛮、自高自大、善于教训别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已经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不久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个当口，米高扬又被置于不能随便发表个人意见的尴尬境地。

带着这种尴尬，米高扬参加完中共八大以后，率苏共代表团回国。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