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觉悟社
9 月 2 日,周恩来和马骏、谌志笃、郭隆真、张著名、谌小岑等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回天津。在火车上,他们热烈地交流和总结这几个月爱国运动的经验。
张著名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
周恩来的倡议,显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说:就叫觉悟社,怎么样?大家又一致赞同。
郭隆真说,觉悟社的人数,不宜过多,宁缺毋滥。本着男女平等原则, 男女社员人数应相等。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9 月 16 日,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召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觉悟》。它不再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和范围来约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叫做“觉悟社”。最早的会员共 20 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
男女会员各 10 人。他们是:周恩来、马骏、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志、关锡斌、李震瀛、赵光震、薛撼岳;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李锡锦、周之濂、张嗣婧、郑季清、吴海燕,还有年龄最小,但却最活泼、大方的邓颖超,这样,觉悟社便正式成立了。
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不久,周恩来拿出他起草的《觉悟社宣言》。《宣言》中说:“觉悟的
声浪,在 20 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中国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觉悟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理等全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有了这种觉悟, 遂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的方向走。”
《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 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是请在青年中有很高声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
大刽到觉悟社讲话。9 月 21 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井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以后,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 徐季龙、包世杰畅谈了救国问题。
9 月 25 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
共 96 人,教师 17 人,周恩来已在这月 8 日注册入学,学号是 62 号,进该校
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 11 月 25 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于 10 月 1 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通信联络。7 日,被捕代表获释。 10 日, 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打,邓颖超等 11 人受伤。邓颖超被殴打时吐了血。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13 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 17 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二十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 月 16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
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 25 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 月 10 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
召抵制日货。 15 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 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在宙纬路三戒里口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里,觉悟社社员又聚会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
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 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
“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文淑和郭隆真、张著名用白纸条写好五十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
大家笑着,嚷着,去取纸卷。
“1 号,1 号”,邓文淑高声叫:“我抓的是 1 号。”
周恩来抓到 5 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
头脑灵敏的邓文淑马上说:“我是 1 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郭隆真抽到 13 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 29 号,代号“念九”,刘
清扬抽到 25 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 50 号,代号“武陵”。张著名
抽到 36 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 37 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
43 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 41 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 号”、“5 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行动,连姓名都废止了,十分兴奋。
周恩来沉稳地说: “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
动。”
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2 月 27 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心更残酷地镇压天津爱国运动。
还在 12 月 25 日,直隶省警察厅就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并下令禁止集会游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