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八个月，米高扬首次秘密来中国，代表斯大林，却声称自 己“只是带耳朵来的”。他感觉：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就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天， 1949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见到了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重要客人，这个人，后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担任了与周恩来同样的角色。米高扬，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些中国人的味道，可他却是地地道道的苏联亚美尼亚人，全名为“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他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先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曾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米高扬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于 1954 年 9、 10 月间和 1956 年 9 月两度访华，然而，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了解，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1949 年 1、2 月间。由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我们将较为详细地介绍他与中国、中国党及其领导人的前后关系。早在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准备亲自去莫斯科同斯大林面

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后来， 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毛泽东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与驾驭全国政局的紧要关头无法分身，

因此莫斯科之行一再推延。鉴于此，斯大林便打算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中国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1949 年：月 14 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同意“你推迟来莫斯科，因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你愿意，我可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你们那里来”。毛泽东当然乐意，很快便电复斯大林：“我暂不去，欢迎派人来石家庄到中央政治局所在地和五位书记谈。”斯大林收到回电后当即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物色了贸易问题专家米高扬。米高扬是 1915 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又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斯大林的有力的支持者，他

1935 年便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46 年后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派他来华，斯大林认为最合适。

带着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使命，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迅速起程， 秘密前往中国。在苏联军方的帮助下，米高场先到了中国大连的苏军机场， 稍事休息，再继续往西南方向飞。

1949 年 1 月 31 日上午，米高扬飞抵石家庄。毛泽东专门派汪东兴和师

哲到石家庄机场迎接。下了飞机，米高扬被告知，还要坐 70 多公里的吉普车， 才能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不过，他仍大舒了一口气， 毕竟是踏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再有一会儿，就能见到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了。一路上，米高扬显得很兴奋，中途还无所顾忌地下车与老乡攀谈。第一次到中国，米高扬觉得什么都很新奇。

米高扬来华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之际。一个月以前，毛泽东发表了 1949 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斩钉截铁地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 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

放战争进行到底。”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条件之上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声明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声明发表的第二天，天津解放；北平和平谈判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场和方针、政策等，也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这样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斯大林发言权不多，派米高扬前来，主要还是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当吉晋车终于开到目的地时，身材魁梧、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在西柏坡住

地的大门口迎接米高扬以及同来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伊·瓦·柯瓦廖夫和汉学家兼翻译叶·尼·柯瓦廖夫（即小柯瓦廖夫）等人。毛泽东热情地把米高扬一行迎进会客室，并把他们介绍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粥时等几大书记。

一见面，米高扬就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只负责听取中国党的意见，不回答，他先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他呈上了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这一礼物，对长时间工作、战斗在寒冷的北方的毛泽东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

米高扬解释了他来的目的：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决定。

头一天会谈，算是见面漫谈，只是海阔天空地闲聊一些一般性的问题， 比如像各自国家的一般情况，世界各大洲的局势等等。一开始，由小柯瓦廖夫负责给米高扬当翻译，米高扬也信心十足，满以为小柯瓦廖夫能够胜任。但没想到这位苏共党内的汉学家中文口语欠佳，再加上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几乎一句也翻不出来。米高扬一下子急了，催促说：“叶·尼·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已？”他捏着拳头生气他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顿了。”相比之下，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却显得挥洒自如、驾轻就熟。师哲自 1925 年起，前后在苏联学习、工作共 15 年，他是真正的“苏联通”。

看着满脸通红的小柯瓦廖夫，师哲替他解围道：“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在征得毛泽东和米高扬的同意后，由师哲一人担负起了传递毛泽东与米高扬（代表斯大林）之间信息的任务。

从 2 月 1 日以后，连续三天，毛泽东与米高扬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阶段。毛泽东心里清楚，尽管米高扬只带着耳朵来，但与米高扬谈话，实际上就是与斯大林谈话，要让苏共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毛泽东谈得比较细，偶尔，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也插几句话，米高扬则坐在那里洗耳恭听，这是斯大林交待过的。

毛泽东的谈话，充满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哲人的深邃和远见卓识。概括起来有这么一些意思：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用不了大多的时间，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具有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这个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已经提到了我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已思考过⋯⋯

毛泽东把我党的一些思考、想法，详细地向米高扬作了介绍，尤其在如何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问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恢复生产和组织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问题，毛泽东谈得最多，米高扬也听得很认真。毛泽东还谦虚他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 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米高扬微笑着点点头， 颇带“老大哥”的傲气。

当米高扬听到毛泽东说除了青年团以外，还打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以组织、发动中国青年时，有些坐不住了。他毕竟是来自“老大哥”之邦，习惯于“指导”别人。按苏联的做法，在青年中成立一个共青团就行了。他忍不住插话说：

“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会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此话如果出自斯大林之口，倒也罢了，因为两党的头号人物之间，毕竟不好拉下脸来争论。但对米高扬，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因为他还要向斯大林去转达，有的事情必须说清楚。

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米高扬：“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换了一个口气坚定他说：“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毛泽东的意思，显然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一致意见，也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米高扬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话不妥，赶忙声明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 没有权力发表意见。请毛泽东同志继续说。”

毛泽东接下去又谈了军队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土改工作问题、民族问题、党内状况问题等。在毛泽东后来的谈话中，米高扬的确只是用耳朵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在谈到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作了一个极为形象而幽默的比喻：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 柴草、垃圾、尘上、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毛泽东为了消除米高扬和苏联朋友的误会，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除了正式会谈以外，在一些闲聊中米高扬还和毛泽东等人海阔天空地谈

了一些其他话题。这些谈话，有时和谐，有时也有一点窘迫。有一天晚上， 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拜会他时，有所指地对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顺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得米高扬忐忑不安。米高扬好像从毛泽东的话中听出了点什么，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知其所以然。毛泽东心里清楚，此意不必继续往下解释，留待苏联领导人自己思考去吧。

任弼时就党的群众工作、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问题、中国解放战争的发展等问题与米高扬进行了单独谈话。

周恩来就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以保障前方的胜利、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外贸管理以及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进行了单独谈话。关于新政府的问题，米高扬最感兴趣，听得格外认真。由于周恩来的谦逊和细密的作风，使米高扬感到在他面前说话要轻松得多，米高扬主要搞政府工作，因而周恩来主动请他就新政府的设立问题发表点意见。

面对周恩来诚恳的请求，米高扬把“我只是带耳朵来的”这句话放在了一边，又一次谨慎地打开了他那憋不住的话匣子：“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 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迭、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 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冈诺维奇曾经说过，机构重迭，不务正业，于是一个部门在解疙瘩，另一个部门却在结疙瘩。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但实际上是无效劳动。这个现象必须防止⋯⋯”听到这些，周恩来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2 月 7 日凌晨，米高扬装着满满“两耳朵”的中共领导人的话，离开了西柏坡，由朱德、任弼时亲自陪同前往石家庄。毛泽东头一天已为他送行， 他们还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些轻松的话题。为了让米高扬高高兴兴地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就当时最好的条件宴请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

到了石家庄，米高扬乘车游览了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当日登机回国， 向斯大林复命。

西柏坡之行，给米高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使他难忘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充满智慧和才能的领导群体。他曾对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说：“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对毛泽东，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对任弼时，米高扬觉得：“任粥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对周恩来，米高扬更有高见：“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 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几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

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这个大鼻子的苏联亚美尼亚人，在这一点上对周恩来的认识与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实，毛泽东早就安排周恩来在扮演未来政府总理的角色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 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回到莫斯科，米高扬向斯大林详细地作了汇报。斯大林感到，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的情况和中共的做法，与苏联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别，他一个劲地吸着那只大烟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次西柏坡之行，米高扬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