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邓颖超纳闷：“他去干啥， 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南昌起义，诞生了日后的六位元帅

惊天动地第一枪

1927 年 7 月 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以后，也公开叛变革命，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血的教训面前，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周恩来讲过，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和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是 7 月中旬，是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击。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举行南昌起义，是 7 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 月中旬，就在汪精卫公开叛变的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国民革命军中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部队，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离开武汉开往九江。叶、贺部队的行动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恐慌。7 月 24 日，汪精卫急急忙忙窜到庐山策划召开军事会议， 要叶挺、贺龙同志赴会，并强令叶、贺部队向九江以南的德安集结，阴谋解除这两支部队的武装。在这关键时刻，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庐山秘密来到九江附近的星子县叶挺同志驻地，和贺龙、叶挺一起就近到鄱阳湖中的一条小划子上商量对策，决定叶、贺下去庐山开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直开南昌。随后，叶、贺两支部队便先后乘火车沿南（昌）浔（九江）路南下。这一行动使汪精卫更暴跳如雷， 加紧在军队中“清共”，并密令九江市国民党的卫戍司令抓捕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叶剑英将敌人的这一阴谋又秘密通知党，在九江的党的一些领导人及时离开九江，安全转移到南昌，参加起义。

7 月 26 日以后，周恩来秘密地从武汉来到南昌。周恩来的这次秘密行动， 邓颖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 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据当时见过周恩来的人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穿件灰色中山装，手提一个黑色皮包，下车后径到朱德同志家中。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着手部署武装起义。 27 日就在南昌市洗马池江西大旅社的会议厅召开会议，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会由周恩来、

恽代英、彭湃等五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在前委的这次会议上，作出了 7

月 30 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定。

7 月 28 日傍晚，在周逸群陪同下，周恩来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指挥部看望贺龙军长。

当时贺龙不是共产党员。他出身贫苦， 20 岁那年，两把菜刀闹革命，

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曾参加过讨伐袁世凯， 1926 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深受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影响，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支持工农运动。

1927 年 7 月初，周恩来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贺龙。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贺龙性情豪爽，对周恩来仰慕已久。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对此，贺龙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怒斥汪精卫的“分共”阴谋， 公开声明，“谁分共，就同谁干！”

贺龙率部到九江后，拒绝上庐山和汪精卫一起开会，和共产党员叶挺到了南昌。

贺龙也深深懂得，居心叵测的汪精卫、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二十军的， 早已盼望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受到贺龙热情接待。

周恩来分析了严峻的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有出路，并和盘托出南昌起义的计划，诚恳地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毫不迟疑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这样，起义军方面的兵力有：贺龙的第二十军七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

二十四师三十团，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还有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共计 2 万多人。敌方在城内的兵力计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均第三军的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和金汉鼎的第九军一个团等，共 3000 多人。

7 月 29 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以“中央代表”

的身份，从九江接连两次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发来密电，阻挠起义。 30 日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当天，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一所学校里秘密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以种种借口反对起义。周恩来坚定地站在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立场上，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张国焘说：“起义须得张发奎（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同意，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甚至还提出共产党员要全部退出军队这样一个荒谬的主张。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把枪交出去，不能束手待毙。紧迫的形势告诉我们， 起义不能再拖延了，否则将断送革命。周恩来十分坚定地对张国焘说：我们还是干，按计划进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 7 月 30 日的起义时间推迟了。

1. 月 31

   日，张国焘又提出：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要偃旗息鼓地回广东去。他生怕独树革命的大旗，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闹翻。对此，周恩来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我们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有国民党进步人土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

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

张国焘“兵变”的主张又没有得到通过，但他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这时大批反革命武装正向南昌集中，起义再推迟下去，必将化为泡影。针对张国焘在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周恩来愤怒地说：宣言由我来改！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前敌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致站在周恩来一边，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决定。

由于在起义的关键时刻爆发了这场争论，7 月 30 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在 8 月 1 日凌晨 4 点钟。7 月 31 日下午 5 时左右，前敌委员会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布置起义的战斗任务。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再次检查了战斗前的准备工作。晚上 9 时以后，全城戒严。整个南昌呈现着战斗前的沉寂。起义的命令已经传达到每个战士，起义部队已经分别进入了指定的战斗位置。起义军官兵佩上红领带，在手电筒、马灯的玻璃罩上贴上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官兵们弹上膛、刀出鞘，紧张而又利索地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等待着指挥部发出战斗信号。当时。驻扎在南昌的敌人兵力约 1 万多人，已经处在起义部队的秘密包围和监视之中。由于起义的机密被一个叛徒泄漏，起义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1. 月 1 日凌晨 2

   点钟，在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城头上传来三声清晰的枪声信号。起义开始了，全城内外立时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起义军官兵如同下山猛虎，英勇地向敌人发起冲击。敌总指挥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周恩来同志在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一所学校中，以他的雄才大略，领导着这一场伟大的斗争。由于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卓越指挥，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战斗胜利结束，起义军士兵在俘虏中揪出了那个泄漏起义机密的叛徒，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8 月 1 日的黎明，迎来了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南昌城头。城内大街小巷贴满了起义军的布告，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广大群众喜气洋洋，奔走相告， 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号召下，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掀起了劳军支前高潮。省市各界群众组成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赶制军服，捐献巨款慰劳起义军。各民众团体还敲锣打鼓，抬着猪羊、西瓜⋯⋯纷纷来到起义军驻地慰问。

8 月 1 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在原江西省政府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左派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员由周恩来、宋庆龄（当时不在南昌）、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8 月 4 日到南昌）等 25 人组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颁布了《八一革命宣言》、《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对工人实行劳动保护；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政纲。在革命委员会下设立了参谋团，具体负责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在周恩来主持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为了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担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军：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第十一军军长。从此，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加上参加起义的林彪和后来赶到的聂荣臻、陈毅，周恩来在英雄的南昌城带出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六位元帅（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和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