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削减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即 1956 年 6 月 5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中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 1956 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周恩来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指出：“既

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在说明理由并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 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设经费由 147 亿元削减到 140 亿元。6 月 12 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坚定地指出：“去年 12 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 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 月 15 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关于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所完全接受。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共中央自 5 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斗争，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的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因为在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出现了“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的急躁冒进倾向。社论提出：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 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人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