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打“老虎”

“五反”历时半年，到 1952 年 6 月基本结束。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纯洁，就像热核聚变放出极大的能量；分裂、腐朽，则无疑于原子核的裂变。

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 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炮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辛辛苦苦，但在进城以后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中南海是警惕的。

1951 年 12 月 1 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7 日政务院举行第 114 次政务会议，周恩来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 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进入 1952 年 1 月，毛泽东对“三反”的内容更加具体，进程更加急迫。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 10 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中直总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打“老虎”阶段。所谓“老虎”，即指贪污犯。贪污旧币 1 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 亿元以下，1 千万元以下的叫“小老虎”，当时的 1 万即后来的 1 元。

月 5 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作了报告，9

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个“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
月 1 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 7 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原

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 23 亿元被判处死刑，原公

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因贪污 6.4 亿元亦被判处死刑，另有 3 人被判有期徒

刑，其余 2 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不是滋味，但又不得不如此。

中南海内的人们也不能不有所震动。

江青在延安时期就不喜欢参加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她还跟毛泽东发生过一次大争吵，从那以后，凡是运动，她能躲就躲，很少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她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

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很纳闷，就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顺口说了一句：“躲风呗。”不知这话怎么传进了江青的耳朵。她就趁打牌的机会，把恼火发泄到李银桥身上。

群众运动一起来，总会有过火的行为。尤其毛泽东发出有关限期和指标的指示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连周恩来身边一些工作人员也惹起嫌疑。

有人怀疑到周恩来的厨师桂怀云头上，说他家高级瓷器不少，又精致又漂亮，一个厨师哪来的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众人议论纷纷，被周恩来听到了，他对大家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得了什么？你们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样，对桂师傅的猜忌才被制止。

不过，有些事情周恩来心里也有些着急。有些地方的“三反”运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经济生活。

1952 年 2 月 14 日，天津市委就“三反”期间维持正常经济生活问题，曾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公营部门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干部照顾业务；请中央各经济部门继续拨给加工订货任务；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者都作结论，使他们好做买卖；市政建设中该办的事要照常进行。2 月 15 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市委并转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鼓励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对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分批作出结论，安定他们，以孤立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资本家。

据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交谈，发现许多地方的业务停顿现象仍很严重，毛泽东有关指示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周恩来于当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的意见：

主席：

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勤杂人员而言，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回后，读了主席复黄敬（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有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 25 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

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 3 月 1 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

周恩来 2 月 15 日

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魂的是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 人，贪污总额 15 亿元。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 112 名，共产党员占 105

名，老干部占 79 名；

天津市 12 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 674 个反革命分子

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 3514 户商家的贿赂；

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 1400 余人；

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 1950 年 6 月到 1951 年 11 月统计，因个人贪污

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 124 亿元。华东区直接处理的 179 件贪污案涉及

615 名罪犯中，有老干部 126 人，共产党员 116 人；

南昌市税务局 60 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长贪污 20 万斤大米，从其老

婆鞋底即查出 12 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长集体嫖

娼。一建筑公司开幕时请客 70 桌，唱戏 7 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攀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奋斗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上述种种，不禁使人联想到今日，当改革大潮扑面而来，许多共产党人湿了“鞋”，其情景与当年何等相似乃尔！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1951 年 10 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组织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开展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 11 月 29 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

法逮捕了张子善； 12 月 2 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立即逮捕归案。 12

月 4 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 12 月

14 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权利，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时，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者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 171 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

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 49 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

国家蒙受 21 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 4 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 31 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 22 亿元。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

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 300 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天津地委

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为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在毛泽东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2 年 12 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

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 8 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552

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 535 人，判处死缓的有

8 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 3 人，判处有期徒刑的 6 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

死刑的有 536 人，判处死缓的有 7 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 3 人，判处有期徒

刑的有 6 人。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其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作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 36 岁，张子善 38 岁，都还年轻。

毛泽东听说黄敬要来北京说情一事后，明确告诉周恩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 200 个， 2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随后，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宣判大会是在保定体育场进行的；而后押赴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惊起旷野一丛丛寒鸦。也可以说，这两声枪响，穿越了 40 年的空间，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回荡。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值！

枪响之后，人民在深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