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感觉到一股“寒气”

1901 年前后，是共和国的初春季节。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在党内，人们把它叫做“老虎”。

到了 1950 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 1951 年，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震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吃人”，“也不抢粮食”，还和蔼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重新送到柜台前。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喘过了气，直起了腰，又抓起了算盘、秤杆和账本⋯⋯

1951 年同 1950 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 11％，生产总值增加了 39％，私营商业的户数也增加了 11.9％，批发额增加了 39.9％，零售总额增加了 36.6％。到了年尾，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轻轻地拨拉算盘，小心地点钱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 22 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

这一年是资本家大发横财的一年。

面对这一切，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开始感觉到不满足，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那惟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

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 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 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

351 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 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付税款的 50％，有的甚至高达 80％。

盗骗国家资产是资本家直接进攻的手法，他们有的骗取、盗卖国家资产，有的买空卖空、“白手起家”，有的虚报成本。提高价格，有的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创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千，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他们是用志愿军

的鲜血和生命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强盗式的肮脏交易中装满了钱袋。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 25 个机关的 65 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许多清醒的国家干部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在 1951 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工商局长许涤新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报告。经陈毅市长肯定，这篇讲话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年 11 月，许涤新去中央开统战会议，周恩来的秘书面告：“总理要找你谈话。”

许涤新赶到西花厅已是下午 4 时，周恩来立即在办公室接见他，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周恩来抱时仔细听着，听完基本情况，他语调沉重地说： “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

许涤新遵嘱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立即向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淡淡的眉毛一竖，拍了一下桌子：“总理的指示来的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第二天下午，开会时起先还嗡嗡营营，交头接耳，当许涤新一说话，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为之一惊，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了工商界的种种错误。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严愕声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原先松松散散的会议，被许涤新一炮轰紧了弦，敏感的资本家们已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毅市长自己揭开了谜底：

“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的“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愕声等人暗中说：“我说的吧，去年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反对“五毒”的斗争已经摆在中南海的议事日程上。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三十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我们革命党派、人

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不能容许行贿、欺诈、愉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2 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

国各中小城市。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自旧社会，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定环境中养成了许多恶习及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使得“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因此党和政府派出检查组，对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这一来，不仅违法者害了怕，连那些守法户也胆战心惊。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 “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自己也是唉声叹气，担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

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向毛主席建议：“现在广大群众十分拥护‘五反’运动，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毛泽东赞同：“什么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好办。很有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他闭起一只眼，躲开香烟的熏烤。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于罚款，并尽快作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做补充。”

周恩来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会起身到门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还在“五条原则”里，周恩来一走，他就一手夹烟，一手擎笔，写下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 1951 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和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 3 月 5 日发出。

从划分的结果看，就大城市而言，前三类约占 95％，后二类约占 5％左右。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全部企业都被定为守法户、顿时举家欢庆。他又把儿子召过来，一边品酒，一边感叹：“我原以为上海这个大码头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掉。没有想到共产党本事如此之大，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大变，我佩服，佩服啊。”

儿子挖苦他：“我看是你自己的脑袋转得快。” “不能这样讲。”父亲严肃起来。“共产党里的确能人多，拿上海来讲，

陈老总，小开（潘汉年），北京更不要讲了，毛泽东是头一号，再加上周恩来，像是刘备得到诸葛亮⋯⋯”

6 月 13 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以便正确定案，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者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长会议上讲到，“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