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残

对周副主席的伤情，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作了具体交代。

最近我们访问王斌老人时，他悔恨地说，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八路军总医院驻在延安拐峁村）连一架好的 X 光仪器也没有。到8 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 X 光片显示是：右时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突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

医治无效之后，党中央决定让周副主席去莫斯科医治。

8 月 27 日，许多同志聚集在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为周副主席送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副主席回来再见的时候，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洒如初的右臂。战友们知道他不能缺少一只健全的右臂。他需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飞机场的尘埃被螺旋桨扇卷起来，遮天蔽日，飞沙迷眼，尘上扑面。等到送行的人们听不到马达声在山谷中轰鸣的时候，那飞机（当时人们称它为铁鸟）已经是远远的好高好高的一个黑点了。当时延安飞机场是土跑道，根本看不见飞机是怎样起飞的，送行的人群在尘雾里高高地向着马达声响的方向不停地挥手！这是一架国民党军队派来的飞机。苏联飞机，按照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协议，只能在兰州而不能到延安降落。

飞机腾空而去。但周副主席那颗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切要求，邓颖超同志勤相关照，但是，他说他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中央开会他照常参加，文电他照常处理。他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因为写文稿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用左手去写的。

那时派去给他作记录的是陈舜瑶，这位现在已年逾古稀的老大姐回忆说：

1939 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和江青是一个支部（中央党校

和马列学院学习组织单位都是支部——作者注）。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当时单位之间的往来文书多系由负责人写的具名便信，故称“条子”——作者注），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写字，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总理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总理很不习惯他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总理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

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提问：江青待你怎样？陈舜瑶说：那时她还邀我到她的窑洞去坐（在毛主席的窑旁）。窑很小，布置也很简单，墙上挂着毛主席手写杜牧的诗。我记得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说到这里，陈大姐笑了：“文革”中她果然卷土重来了，不幸言中。但幸而她没有想到我，否则我就不得了啦。其实我也是 1977 年才知道是江青撞的，当时我只知道是从马上跌下来，江青没有跟我说是她的责任。别人自然不会透露给我的，那时人们保密观念最强。

陈大姐向我们讲了当时病中的周总理工作精神之后，接着又叙述起周总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繁忙紧张的情况，再接下去就是感叹他在建国后 20 多年中的重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当时的日记里所写的情深动人的话：“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断之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到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正心疼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的掉泪了。”

在兰州换乘苏联政府专程派来的飞机，经新疆到达莫斯科已是 9 月中旬了。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大姐被招待在别的地方住下。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副主席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着头，把肩一耸两臂一摊。他们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副主席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副主席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 40 度到 60 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副主席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

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作为病人没有不愿意恢复正常的，但是，国内形势日趋严峻，日本帝国主义已宣称不再以蒋介石为主要对手，而用主要力量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已实施军事反共，血案迭起，抗战前途和民族命运堪忧。我们党随时都要准备应付突然爆发的事变。他虽然身在莫斯科，但知道自己肩负的重担在急剧地加码！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同志们在盼着他，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他毅然决然地说，别的就无需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总理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师哲老人对我们介绍治疗情况时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忍住，也有时受不了那么大的罪呵。邓大姐在治疗的时候都不让她在跟前，她若瞧着是受不了的呵。总理在大姐面前从来不讲那么疼的。在师哲老人谈到这段情况的时候，我们问老人：是不是应该说这弯曲的残疾是总理自愿留下的？老人肯定地点点头：是这样的。那是他想赶快回国。经过多次强力拉展，时间不长周副主席的右臂基本上能做伸屈活动了。他高兴地向人们说：取得这样效果我是很满意的，我又能照常工作和生活了！他能开始用右手写字了，治疗后期，他竟写了长达 110 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领导人，并且作了口头报告，使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国党的策略。他多么希望“英特纳雄耐尔”在中国实现啊！1940 年 2 月，医生同意周副主席回国了，苏联政府派了一架专机送他和任粥时同志一行到兰州。到达兰州后，周副主席向当时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借了一辆中型轿车，乘人载物。凭着朱绍良的旗号，一路关卡无阻，经西安，于 3 月 26 日安全返回延安。此时，由蒋介石发动的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全国性反共高潮刚被压下去，抗战形势大有好转，但是陕甘宁边区的 23 个县被占去了 3 个。这 23 个

县本是蒋介石在 1936 年西安事变时亲口允诺的，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就指出：此人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他签字！周副主席说：既然他说的话可以不算数，那他签的字也同样可以不算数。周副主席可说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为人

周副主席还没回到延安，消息早已传开，这天中午人们远远瞧见在公路上空尘头高卷处几辆汽车向杨家岭驶去，就断定是他回来了。一定是健康地回来了。杨家岭的人都不自主地不时地向大门外河滩上瞧一瞧，当他们听见汽车加大油门冲上杨家岭山坡的声音，都到路边招手相迎了。前来慰问辛苦的人在欣喜之中才知道那只右臂是永久性的残废了，只能伸屈到 60 度就再也不能伸直了。同志们在失望在埋怨，失望莫斯科的医生并不高明，埋怨莫斯科医生没有治好，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病人坚持自愿留下的，而且目前病人自我评价是很满意的，周副主席的伤不仅在延安的同志们十分关心，就连远在敌后的同志们也很关心，毛主席看到这已经半残的右臂后发电报给太行山彭德怀，半喜半忧地告诉他：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可见毛主席对于治疗的结果是不满意的，他只承认是“半愈”。

当晚，杨家岭农家谷场上挂着通亮的汽灯，燃着几盆火红的炭火，工作人员扛着板凳冒着寒冷到这里开会，党中央热烈欢迎周副主席伤愈归来和任弼时同志自莫斯科归来。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建筑礼堂，也没有较大的房子，不论开会、作大报告都是在场院里或是树荫下。寒夜里毛主席和许多领导人都早已来到，讲了许多话。

周副主席在晚会上为了回答同志们的关怀，为了表示那右臂仍具有正常

的功能，能够照常地工作和生活，使担心的人们放心，他将他这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电影放映机架在桌上，自任放映员为大家放映一场电影。这电影机的发电机是手摇发电，放映机是手摇转动，他用右臂摇动放映机一直把《大战张鼓峰》（苏联纪录片，该片纪录了苏联红军 1939 年在远东击败日军的战绩）放完。周副主席用行动来证实他那右臂并不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