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古玩商

周恩来在香港养了半个多月的病后，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和撤退途中所患的恶性疟疾，这两者对周恩来而言都是极大的打击，他明显地消瘦了。但严酷的斗争环境不容他安心下来修养。在香港期间，周恩来曾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会议，研究和指导广州起义。

月 23 日，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务于 11 月 7

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月上旬，周恩来乘船赶赴上海。9 日起出席了由瞿秋白主持的紧急会议。
月，广州起义也由胜利转向失败，革命陷入低潮。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里反思着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争取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搬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莫斯科去开。

周恩来是会议的正式代表，邓颖超是列席代表，他们决定一同前往莫斯科。

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动身，特科来人通知，他们的住处已不安全，必须立即转移！

周恩来、邓颖超马上销毁所有文件，离开住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幸好前一天已安排她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一起住机关了。

他们走得匆忙，只芽着随身衣服，带了一个小手提箱。

他们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

为了确保他们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衣服，包括庄东晓特地托交通员带给五姐的两件漂亮旗袍，都没来得及拿。现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穿着他们的日常衣服，和住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

1928 年 5 月 3 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民众多人，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周恩来、邓颖超自然非常关心“五三惨案”事件的发展。他们上船那天，将上海各种报纸都买上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

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老穿着他们上船时的一套普通衣衫。这就不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又没法躲在舱内不出来。坐头等舱的客人，每餐必须到餐厅用餐，有两个客人就餐时总注视他们，听口音是天津人，看身份是大商人。机警、沉着的周恩来、邓颖超在他们注视下依然神情自若，进餐时谈谈笑笑，就如一对出门旅行的商人夫妇。

回到房舱，邓颖超担心地悄悄问周恩来：

“你看，餐厅吃饭时那两个天津口音的商人，是不是认出我们来了？” 周恩来沉着地说： “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已八年，你离开天津也有三年了。现在，我们的

容貌打扮已经大不相同，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 邓颖超轻轻叹了口气：

“在上海我从不和你一起出来，就怕我们走在一起，会被人认出来。这次一同走，偏偏走得匆忙，连八妹好意借给我穿的衣服都没穿上。我们这身打扮，跟头等舱客人身份实在不相称。”

周恩来淡然一笑：

“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付。你我都演过戏，只要下决心演戏，我这个古玩商人保险不露马脚。你这位太太可要配合好啊。”

邓颖超点了点头。

船过青岛，有短暂停留，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疑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象样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

这一来，可能引起日本方面安排在轮船上的密探的注意。他们可能怀疑，这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刚刚停靠码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盘问。他们首先不客气地问周恩来：

“你是干什么的？” 周恩来沉着回答： “做古玩生意的。”

“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留着东洋式小胡子的家伙，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堆报纸，气势汹汹地问。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邓颖超灵机一动，在一旁插嘴道：

“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啊。”

邓颖超这句生意经的行话，堵得日本警察无话可说。“你们到哪里去？”日本警察紧迫不舍地问。 “去吉林。”周恩来坦然回答。 “到吉林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从容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几个日本水上警察站起来，不由分说，要带周恩来走了。

邓颖超紧张了，站起来说： “我也一起去吧。”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大概是误会，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

又对水上警察厅那个官员说： “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

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人那样，加上一句： “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周恩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的气派，一时竟镇住了那些日本水上警

察。他们慌忙点头哈腰： “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

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很好，太太一定满意。”

邓颖超无奈，只得带着一颗焦的不安的心，望着周恩来跟那几个日本警察上岸，坐进一辆小汽车走了，她的心也随着周恩来飞走了。可是，她还必须装出阔太太无端受了委屈的样子，随一名水上警察上岸。警察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她到了大连的大和旅馆，要了房间，等候周恩来回来。

她坐在陈设豪华的房间里软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她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秒如年啊！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邓颖超的心如同墙上挂钟的钟摆一样，沉重地来回摇摆着。他们会不会认出他是周恩来？认出了必遭毒手！在大连又不认识一个人，如何设法营救？

邓颖超坐立不安，可又不能显露出来。

她进卫生间洗了洗脸，又打开房中的收音机，立即传出东洋歌女软绵绵的歌声。她装作是在欣赏，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难挨的两小时过去了。房门一响，周恩来安然无事，推门进来了，邓颖超高兴得正想从沙发上跳起来，周恩来用手指在唇上按一下，示意她不要作声。邓颖超想起，大和旅馆必定有日本密探，他们现在必定仍在受监视。只听周恩来大声说：

“我可真累了，想马上洗个澡。你到卫生间放水吧。”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

“立即销毁接头证件。”

邓颖超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抽水马桶，放水冲掉了。她又放了洗澡水，大声喊周恩来：

“洗澡水放好了，快来洗吧。”

周恩来进了卫生间，邓颖超指指抽水马桶。周恩来明白了，两人相视一笑。

周恩来洗完澡，和邓颖超有说有笑地到楼下餐厅吃饭，他们特地点了日本菜。

回到房里，周恩来才小声给邓颖超讲了在水上警察厅被查询的经过。在那里，他们又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

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性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厉声问。

周恩来冷笑一声： “在中国，舅舅和叔叔名称有区分，姓氏不一样，不像欧美，舅舅、叔

叔都叫 uncle。因此，我姓王，舅舅姓周。警官先生，你是东方人，又在中国工作，应当清楚这一点。”

日本警官被周恩来说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地说： “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 “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反来覆去地看。他那双杀气腾腾的三角眼，笔直地逼视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

“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接受着那逼人的注视，无畏的眼光笔直注视着警官，坦然问道：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说这位古董商人是周恩来。他手中卡片上的周恩来，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装，青年英俊。面前这位商人，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很大，确像个人商人，不能随便拘禁。

他只好挥挥手，疲惫地说： “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

等着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

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警官点头哈腰，接钱还道歉。周恩来讲完水上警察厅盘问的经过，邓颖超不觉笑了起来：

“好险哪，多亏你沉着应付了。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卡片呢？为什么一口咬定你是周恩来？”

“很可能是我在黄埔军校时任职的材料，”周恩来说：“那时我公开活动，要弄到我的材料并不难。”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 “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

他们到了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他们依然坐头等车厢。

上车后，他们发现软席车厢中已坐了一名日本人，能说纯熟的中国话。他俩微微一笑，已识破这名日本人是跟踪的密探。周恩来装作漫不经心地和他随便聊天，问他到中国多久了？做什么生意啊？还说中国文物丰富，不妨到中国来做做古玩生意，似乎他真是一位古玩生意的行家。说来也巧，地下党在上海真开了一家古玩店，周恩来常去接头，也浏览过一些古玩文物，如今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把那名日本暗探迷惑住了。

但他看来并不甘心，火车快到达长春了。他忽然从袋里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周恩来。

在日本，有交换名片的习俗。周恩来本应立即拿出自己的名片交换。但他们在上海走得仓促，哪里来得及去印假名片呢？

机智的周恩来一边客客气气地接过日本人的名片，一边装出往西装上衣小口袋中取名片的样子：

“噢，我的名片没有带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

他们出车站后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

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

他们住进了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他们又乘火车到吉林。

他们到了吉林，没有直接去伯父周贻赓家。他们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给伯父。刚巧，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也在吉林，看到信他惊喜交集，立即赶到旅馆，接他们到伯父家。

周恩来、邓颖超本来要去哈尔滨，为什么绕道吉林呢？他们怕日本警察厅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惊扰了伯父。周恩来从 12 岁起，就到东北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伯父供养。周恩来对伯父很孝敬。他怕伯父应对不好，随时可能被捕，因此要赶来与伯父打个招呼。

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邓颖超和周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三弟家住下。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陪她到哈尔滨会合。邓颖超说：

“我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

邓颖超的体贴周到，周恩来充分领会了。他怀着感激的深情看了小超一眼，笑着对伯父、伯母说：

“小超还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让她多陪伯父、伯母谈谈。我先去哈尔滨了。”

伯父、伯母很疼爱周恩来，很想多留他住几天，但也知道他有大事在身，不能强留。老人对于邓颖超能多留一两天，已很高兴了。

邓颖超既是坚强的革命者，又有充足的人情味。她深知伯父、伯母没有儿子，从小把恩来当亲生儿子看待，她要代替恩来，多尽一点侍奉老人的亲子之情。

周恩来到了哈尔滨，住在铁路局当小职员的三弟家里。过一两天，邓颖超也来到哈尔滨。只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在大连销毁，无法接头。邓颖超很着急。周恩来说：

“去莫斯科开会的‘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的。在我们后面还有李立三等同志。你到火车站去等吧。只要等到李立三或其他同志，我们便能走了。”

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她真着急了，但还得耐性去等候。

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看到了李立三。她急忙叫住了他，李立三回头一看，见是邓颖超。他有点奇怪，低声说：

“我还以为你们早到了哩，怎么还在哈尔滨？”

邓颖超带李立三来到周恩寿家，给他讲了一路上遇险和脱险的经过。李立三听着听着，脸色都变了，连声说：

“好险，好险！恩来！这一次，大约是你的大胡子帮了大忙，当然，主要是你的沉着、机智，还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演戏的能手。”大家哈哈大笑，共庆周恩来、邓颖超这次的脱险。在他们革命生涯中，

遭遇过多少次生死相间的危险，都被他们从容应付过去了。有了李立三，他们便同在哈尔滨的同志联系上了。

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一起离开哈尔滨，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