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建设人才缺乏，建设急需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一无法回避、亟待正确回答的严峻问题，同时，需要不断地及时妥善地解决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

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给予高度重视。

——1950 年 8 月 24 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周恩来作

《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这就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我们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瘦的“破烂摊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工作“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入手”。“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大多而是不够。”

一 1951 年 8 月 22 日，在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 18 个专业会议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说：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大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从 1952 年 7 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建设，他更感觉到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

——到 1955 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有更多建设项

目要铺开的关键性的第口年，各种人才匾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现实、迫切和尖锐了！

周恩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50 年代曾两次到欧洲，亲眼目睹科学技术的

进步在这 30 年中给西欧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飞速变化，具有切肤之感。因此，他清楚地认识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

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在旧中国所无法见到的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同时，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再就是，钱学森、汪德昭等许多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前景的吸引下，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排除重重阻力，毅然抛弃自己在国外的优裕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回到祖国效力。

虽然，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关系到社会进步、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战略性问题，但是，这时中共党内却较为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

在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要求过高过急、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等问题。

在许多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不正确思想。有的人则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

己分子”，利用某些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

这时，中国民主同盟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并将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主持下整理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下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安，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 6 个方面的问题。

以上情况表明，几年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迅速发展，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一些问题，以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已经迫在眉睫了！

1955 年 11 月 22 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 月 23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换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0 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