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顶章叛变

1931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在党的《群众日报》上，亲笔写了一篇题为

《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愤怒声讨国民党残杀何孟雄等 24 烈士的暴行；同时，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为烈士正了名。

1931 年 1 月中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重要干部、“左联”

作家和革命群众 30 多人，在上海先后被敌人逮捕。被捕前，何孟雄曾被王明戴上“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被捕后，王明又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右派领袖”何孟雄的运动，并通过狱中支部不予何孟雄等“右派”编入党的组织，进而从组织上开除了何孟雄的党籍。国民党蒋介石对这批革命者施以威胁利诱均无效，在深知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处境，进行种种挑拨离间又遭失败之后，大开杀戒，于 1931 年 2 月 7 日晚秘密集体枪杀了何孟雄等 24 名党的重要干部。对何孟雄等同志的遇难，王明不仅不表示哀悼，相反继续对烈士们肆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还利用手中的大权，推行他的“左”倾错误纲领——在党内大反“右倾”，对何孟雄的支持者们做“分化”“瓦解”工作，胡诌什么：何孟雄虽然牺牲了，是“右派英勇牺牲”，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他罗织了“何孟雄十大罪状”，首先在沪中区委这个何孟雄最后工作的单位，也是直接在何孟雄领导和影响下坚决同王明、米夫作顽强斗争的堡垒，找干部逐个谈话，要赞同者签字画押，不赞同的则被开除党籍，又由沪中区推及江苏省委机关。不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就因为不屈服于王明的压力而失去了党籍和工作，断绝了生活来源。更有甚者，王明在问孟雄等慷慨就义三天后的 2 月 10 日，在上海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再版书后》专章里，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诬陷我党最早也是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迟、“最不坚决的分子”，是他们这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进而捏造事实，栽赃陷害说何孟雄“走到与罗××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对烈士的英灵恣意糟蹋。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弄明了何孟雄等先烈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后，亲笔撰写了我党惟一的一篇悼念社论，通过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并在他主编的党报——《群众日报》（半公开报纸）上发表。

周恩来的社论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即 1931 年 4 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件事，严重地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

顾顺章是什么人？顾顺章，宝山县白杨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在杨树浦）的“拿莫温”——一个小工头（原先作过钳工）。比较熟悉顾顺章的人们，曾对他形象加以描绘说：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喜欢耍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够双手打枪，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 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还在斜桥路二十二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艺儿。

1925 年“五卅”运动时期顾顺章参加过制烟厂工会的领导。南洋兄弟烟

草公司是英商办的，厂里工会活动比较活跃，当时他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表现比较勇敢。他曾专职搞纠察队，对于买枪、打架很有兴趣；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五卅”运动以后，调上海市工会工作。 1926 年，曾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学习结束即从苏联回来，1927 年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从武汉报到上海，顾顺章随着也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特委，负责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并主持行动科（三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是，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动过“五卅”反帝斗争，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直到 1929 年，这里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工人和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党的隐蔽斗争发展比较顺利。

随着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顾顺章的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他得意忘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而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丧失社会人士的同情，党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且 30 年代开始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逼迫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这个时候，顾顺章个人品德方面的恶劣倾向也更加膨胀起来。狂妄的个人野心日益暴露。他在同党的关系上，骄傲蛮横，飞扬跋扈，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里只有陈赓和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他还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会作皇帝。陈赓从他家里回来，曾对柯麟说过：“我们俩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准则。因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以后只得采取组织措施，经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特科。

顾顺章的恐怖行动，早已引起陈赓、李强等人的不满和抵制，并且多次遭到周恩来的干预制止。例如，有个时期，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顾顺章想用恐怖手段把这些家伙一起炸死，曾经准备了几个大皮箱的炸药、定时炸弹。如照他的计划进行，这所饭店的大楼就会炸光，一品香就会变成废墟，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这时周恩来进行了干预，阻止了这次恐怖行动。在此以后，在特科工作的陈赓等同志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抓紧政治线索，摆脱恐怖行动，对敌人动态和社会上各阶层动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党的秘密工作扭转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隐蔽斗争从此循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前进，陆续结识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日益广泛地打开工作局面，接连取得许多胜利，上海党的机关得到周密保护。

1931 年 3 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在汉口离大智门车

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就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帐，来到江岸徘徊。4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轮渡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就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这个叛徒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帐，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槽了，抓不住周恩来了！” 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这个时候，共产党员钱壮飞确实正在南京担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何成浚的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当时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无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嫌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以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末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钱壮飞看完这些电报，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他把刘杞夫打发走以后，先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在 4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

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面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报告。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极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他即以高度负责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报告周恩来。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作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多，晓得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星期一（4 月 27 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在这里出卖党的机密，倾箱倒箧，把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供。他还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星期二（4 月 28 日）早上，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当时已经搬了家的、我们还留下人在附近观望的中央秘密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了。敌人虽然行动很快，到底一步来迟：上海我们党的机关早已转移，中央领导同志都已无影无踪，敌人的阴谋可耻的破产了。事情证实：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果断机智的。在关系我党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25 日的夜里，钱壮飞在打发刘杞夫去上海以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因为受到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的确是很难下决心的。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的分析，最后还是下决心迅速走开。李克农在上海坚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只是要不要让刘杞夫仍旧回

南京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流露出“难下决心”的心情。刘杞夫最后还是返回南京去了，因为他的妻子钱椒椒还在南京。刘杞夫临走时候，李克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切地跟他说道：“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周恩来对于有关同志的安全非常关心。钱壮飞到上海后，就叫特科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星期一晚上，又用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暗示局势严重，需要离开，胡底不久也安全地到了上海。李克农也暂时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索。只因南京的交通机关被破坏，刘杞夫、钱椒椒终于被捕。钱壮飞最后离开南京时候，曾经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出来，当时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中统” 与“军统”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徐恩曾害怕公布了他的秘密对他不利，因而未敢杀害钱椒椒和刘杞夫。他们被关了三四个月，就被释放出来，对于钱壮飞留在上海的亲属，党组织一直尽心照顾。李克农得悉刘杞夫送来的情报以后，就叫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预作准备，随时警惕。她那时在上海医院妇产科作医生，还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辣斐德路新兴路新兴顺里四号。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的时候，曾经开了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到家里来搜捕钱壮飞。张振华机智地躲开，家里只剩钱壮飞的母亲。敌人找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她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到了上海，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没有办法，只得空手走掉。

在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危害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粉碎了顾顺章及其主子的阴谋诡计，使中共地下党得以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上海继续进行工作。

周恩来领导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因此，敌人对他非常害怕，极端仇恨，曾多次用巨款悬赏，购买他的头颅。这个时候，敌人在上海又出动了大批军警宪待，疯狂地到处搜捕他。周恩来沉着应战，首先将顾顺章最熟悉、敌人极痛恨的特科工作人员作了妥善的安置。根据他的指示，敌人追索最急迫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迅速离开上海，分别前往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中央红色区域和以湖北东北部为中心的鄂豫皖红色区域；李强在 5 月间出国工作；陈赓于 6 月间偕同陈养山同志等前往天津工

作（他在 9 月间又被派往鄂豫皖区红军工作）。将有关同志全部妥善地作好安置以后，周恩来也及时巧妙地隐蔽起来，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直到这年 12 月上旬，他才离开上海，越过国民党军“围剿”部队的封锁，进入中央

红色区域的边界，并于 12 月 20 日左右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朱德会合。

顾顺章这个出卖灵魂的叛徒，想要向主子邀功请赏，立即到监狱去认人。他被押到南京的第二天（4 月 28 日），就亲自跑到中央军人监狱，出卖了被关在那儿的我党优秀领导者恽代英——恽代英于 1930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苏州狱中（后来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年，未被敌人认出。周恩来亲自擘划，进行营救，恽代英行将出狱的时候，被顾顺章出卖，第二天

（4 月 29 日）即被害死狱中。

顾顺章初到南京的时候，原拟赶来上海推行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指示陈赓等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准备在火车站动手，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顾顺章心怀鬼胎，没有敢来，但他仍不死心，千方百计地派人到上海寻找他能利用的一些关系，妄想通过他们破坏我们的党。党便采取了断然措施，把他这些线索斩断。

鉴于顾顺章的叛变对我党危害极大，中共中央 1931 年 5 月 21 日专门发

出第 223 号通知，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同时指示陈赓组织力量消灭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贼心不死，对于挫败了他的罪恶阴谋的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1931 年 11 月下旬，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上面，连续刊登出以顾顺章的名义悬赏数万银元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虽然周恩来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深深地隐蔽起来，继续领导党组织同叛徒顾顺章和他的主子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

这年 1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叛徒顾顺章事”。

通缉令历数了顾顺章的罪行。最后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顾叛变并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他在国民党内部闹派性，拉山头，结果被特务头子陈立夫在 1935 年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