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龙潭虎穴显胆识

冲破皖南事变的黑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对皖南事变的悲愤揭露使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变成了一块砸在他自己脚上的沉重巨石。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内外责难，而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1941 年 1 月 11 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曾家岩、红岩的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准备举行晚会，周恩来走上讲台做报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 AAAA 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大家已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全场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他阅读电文时的神情。他看完电报，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 9000 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大家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来捣乱，都在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巍然屹立，坚定沉着，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更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这时电灯又亮了，周恩来继续说道：“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投降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随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并向中央请示报告。直到深夜，他还给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制止皖南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歼暴行，尽速撤围让路。同时通知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要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

后来延安发来新四军被围歼的详细情况的电报。事情发生在 1 月 6 日，

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调动 7 个师 8 万多人的兵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

区，对奉命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 9000 余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将士，奋力自卫还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由傅秋涛率领的两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出面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宵衣旰食，甚至是彻夜不眠，一方面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通知地下党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

1 月 17 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

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获悉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忿忿地摔了电话听筒。随即驱车到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到红岩。

周恩来回到红岩后，夜已很深了。这时办事处的全体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集合在二楼的过道等待他。周恩来上楼后，站在过道的正当中，沉默了片刻，就开始报告新四军军部遭受围歼的经过。他沉痛又悲愤的声音，激起同志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限仇恨，也使大家为死难烈士而流泪。当周恩来讲到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的反动命令，他愤慨地指出：顽固派的阴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由悲愤的控诉，转变为清醒的分析，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激昂的语言停了一停，举目扫视大家，接着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红岩和曾家岩有一个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最后他号召大家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新闻检查所的人仍不放心，还在报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后略有所思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了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便愤然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诗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当时已经是 18 日凌晨了，周恩来把诗和题词装上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交给童小鹏，并要他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要警卫班派一人同他一起把这封信经对面招待所山上翻过去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章汉夫收到后，立即按周恩来指示办，连夜准备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刊载周恩来题词手迹的，一种是专门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把后者先印好几张后即送检查官看，他们以为没有问题了，就走了。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

城的大街小巷。周恩来题写的这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立即下令搜查报纸、逮捕报童、报丁。周恩来知道后，又亲自找国民党代表张冲一起到警备司令部交涉放人和要回被扣的报纸，并气愤地对国民党官员说，如果不放人，那我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卖报。这样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回被扣的人。解放后有人写文章说，周恩来亲自上街去卖《新华日报》，这是讹传，没有这回事。

为了使社会上明了事实真相，叶剑英于 1 月 19 日领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经周恩来核准后交《新华日报》社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散发重庆和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以及外国友人。

为了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表明严正立场。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 1 月 17 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中共中央并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如不实行十二条，绝不恢复谈判。

国民党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于 1 月 17 日发出诬蔑新四军的“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对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我们也针锋相对，于 1 月 20 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实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月 25 日，周恩来将十二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这十二条义正辞严，
合情合理，蒋介石、国民党难以驳斥，又不愿实行，十分被动。1 月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以七个师团兵力大举进犯河南。蒋介石原以为他解决新四军日本人是高兴的，可以停止进攻，至少是“坐山观虎斗”，但事与愿违，蒋介石要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却触犯了日本人的利益，于是日本发动了这场进攻，包围了汤恩伯在河南的十数万军队，战况激烈，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大打击。内外交困，国民党刚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便不能不悄悄退却。

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周恩来及南方局组织的有力反击，打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痛处。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分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同情。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他们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发表；由新四军各支队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扣捕官兵，退还枪支、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

为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大广泛地同

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国内国际舆论哗然，国内各界人士反映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事实，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各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两次去见冯玉祥，同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说的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将军还对左右的人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那时，全国人民担心，国共会不会由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夭折？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侯外庐、翦伯赞说：“中共的方针，就是要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翦伯赞都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也表示“当局如此措置是绝对错误”。周恩来做了这些工作，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同情，赢得人心。

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里，向卡尔详谈了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后来，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2 月 14 日，周恩来又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会见，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并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

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随后他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态度的骤然变化，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压力。周恩来又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就皖南事变对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并警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施加压力，他电告回到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遂即在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做的这些工作，获得了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所估计的：“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