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的眼光

中央五个书记在西柏坡集中办公后，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山村里，周恩来起草了一系列电报，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决策伟大的战略决战。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在华北和中原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5 月 9 日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并宣布：中共中央已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月 15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通报了中央和军委的部分机构和人事任命，其中较重要的是：中央成立财经部，董必武兼部长。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解放区财经统一领导的需要。周恩来因要集中精力抓总参谋部工作，不再兼中央城工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李涛为军委作战部部长；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苏井观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傅钟为军委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这是为了准备大规模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

东北形势的发展，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机构，6 月 4 日，周恩来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并各中央局、各前委电：（一）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洛甫、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会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二）林枫、张学思（按：张学良的弟弟、中共党员）、高崇民（民主人士）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政委会下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陈兼政府党委会书记。（三）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月 26
日，周恩来为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电：为便于了解和决定各项重大问题，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枫为常委，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为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西北局以贺龙、林泊渠、习仲勋、马明方、工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为常委，以习仲勋为书记，马明方为副书记。

为了培养干部，5 月，中央决定创办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由叶剑英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任华北中央局委员；副校长肖克，副政委朱良才。校址设在石家庄。7 月，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校名，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于 11 月 8 日在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同时，中央又决定创办华北大学，以吸收新解放城市和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再分配工作。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教育长钱俊瑞。当时吴玉章住在李家庄城工部，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吴老，征求他的意见，并约请吴老到西柏坡面谈。吴老到西柏坡同周恩来谈话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仍是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先期到达西柏坡的李涛、叶剑英、杨尚昆商量，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个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

（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这里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小的总司令部，但比起转战陕北时，无论在人力物力、通信联络以及交通运输方面，都要强得多。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从毛泽东 5 月 26 日到西柏坡以后，到 9 月辽沈战役前，为了把解放战争进一步推进到蒋管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军委指挥了几个较重大的战役。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电报，策划各友军配合作战，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经常关心各野战军兵员的补充和弹药、给养的供应。

中央到西柏坡后，周恩来还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他经常在晚上先把军事电报处理完后，约杨立三、薛暮桥（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有关同志到办公室研究财经和后勤供应问题。为了解决西北的财经困难，他和刘少奇约了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当面来讨论。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把西北财经工作统一千华北财经体系的方案，得到了中央批准，使西北财经困难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周恩来身在西柏坡时，就考虑到全国胜利后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6 月 11 日，他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许涤新，询问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经济研究机关和工作情况。并指出：“我们需要全国资源、银行、交通、工厂、矿产、贸易、农林畜牧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等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做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做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 这个电报既是为了摸清国家财政经济的家底，也为培养经济研究工作的干部做了准备。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各种统计资料， 1942 年在重庆的时候，他领导南方局各部门和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党员和进步朋友，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将材料整理出来送到延安，给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6 月 21 日，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利如何运用以及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设想。这表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由于华北、华东、晋绥、西北几个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为了逐步统一货币和有利于支援战争，中央决定，原由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渐通用。7

月 21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有关中央局、分局电：华北、华东两区固定比值后通用。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通用开始日期为 8 月 15 日。后来因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又通知推迟通用时间。

早在 5 月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指导下，华北局召开了一次金融贸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到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以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7 月 30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电，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个时期，周恩来还多次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迅速将香港各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映报中央。又派钱之光到香港协助香港分局、潘汉年等，妥善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来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并直接指导中央城工部及时了解情况报告中央，同时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工作。

许多事情安排妥当以后，一个更气势磅薄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粥时中酝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