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秦岭

这天是 1946 年 1 月 30 日。先一天下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从延安先飞到西安到八路军办事处过夜，今天趁早从西安赶到重庆，明天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和在会议文件上正式签字。这个会议的结果如向，是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关注的，而我党在所有议定的问题上态度如何则更为他们所注视！

虽然办事处值夜班的黄金友同志答应我今天早 6 点一定叫醒我，但我有个老毛病，心头有点事就睡不好觉，自己老早醒来，只见办事处里担任夜间警卫安全的同志已经连轴转地在庭院里轻手轻脚地忙活起来。人们知道周副主席昨晚给大家讲了当前形势、政协会议，又出门会见了西安军政当局的一些官员，凌晨才上床。我内心感到我们的同志真是好。

不到 9 点，我们赶到西安机场。飞机已是启动待发。这飞机是周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临近闭幕的时候，要返回延安和中央商定在这次会议上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他请美国政府驻中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派用的，是一架美军C—47 型运输机。机长照例立正在机舱门舷梯旁向周副主席打敬礼作报告。在他们的心目中周副主席是中国军队的上将。这上将衔是在此次“政协会议” 期间为实现国共两党军事停战临时定的，因新组成的调处停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代表，都佩戴军衔，周副主席就佩戴了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因而都以周将军相称，其实他并没有穿上将军服。周副主席向机长答了礼登梯入舱，陆定一和我们相随而入相依落座。这个客舱实是货舱，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保温隔音设备，沿着左右舷窗各有一条金属长板凳，这便是“坐椅”，凳上有系人的安全带，因为周副主席事先向几位未曾乘过飞机的同志打过招呼，说飞越秦岭时高空寒冷要多穿衣服，所以大伙儿都穿得鼓鼓囊囊的（那会儿飞机里没有供暖设备）。只有出国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议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穿着独有的棕色皮短大衣，显得与众不同格外精神。机舱里大家不顾马达的轰鸣高兴地大声交谈着。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不久又获得“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使人们的精神早已进入兴奋状态之中，再加昨天晚上办事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到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在延安洗这种澡简直是办不到，衣服上还有虱子），今天又遇到最放心飞行的响晴的好天气——万里无云，大家并不知道天空越晴得出奇越可能顶伏着恶劣气候的危机。这一行中还有作家戈茅，有军事参谋童陆主，有这一路大家话题的中心人物，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扬眉。因此有着说不完的话。周副主席还不时地同新到重庆工作的人谈着开展工作问题，也显得很高兴。

周子健目送我们飞上天便电告延安，延安电报瞬即转知重庆中共代表团：专机于上午 9 时已经从西安起飞。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和秘书长齐燕铭在等候带回来党中央的最后抉择。我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负责警卫的龙飞虎、朱友学等准备到白市驿机场去迎接我们。

从西安飞往四川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飞机升空之后不是大仰角飞向远方，而是一个劲儿地以大上升角度做螺旋式爬高。因为西安城南不远便是3000 米左右高的秦岭山脉，它一字儿排开耸立在航线上，迫使飞机飞越它之

前必须先爬升到 4000—5000 米以上高度。飞机油门加大，马达震耳，仰角大而倾斜，每个人不但系紧安全带，有时还拿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未曾经受过的那种寒冷直向人们的心窝袭击，许多人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停、希望身上的棉衣能拿出点看家本领来抵挡抵挡。呼吸器官也不够用了，接着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往外倒出来才痛快，很快一个接着一个熬耐不住，大多数人倾吐出来，既是苦相又是洋相。这个困难还没渡过，忽然机身也颤抖起来，忽升忽降左右飘荡，它的金属骨架嘎嘎崩崩像在断裂。那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也像被什么魔怪变得如深夜一样漆黑，真怪吓人⋯⋯好在我们早有精神准备，思想上仍不以为怕。我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的精神一直很好，我放了心。周副主席说：飞越秦岭，海拔高，这种情形是常发生的，要克制住。他讲了要把口张开等一些方法。这时，忽然听到一阵有什么硬东西密集地砸到机身上的声音，一阵强似一阵，是遇到了冰雹。这一段时间估计全程只不过一个小时，可是感到时间是那么难熬，根据手表时间计算我们还没有到达秦岭山脉的上空，距离飞越还将需要一段时间。飞行组里那位大高个子美军来到舱里。我们发现他的脸上没有笑容，表情并不轻松，和周副主席、陆定一用英语讨论着什么。他们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很严肃很紧张又很镇定，说些什么我们听不见也听不懂，看来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周副主席去到驾驶室， 一会儿走来招手把李金德（周副主席的秘书）和我叫过去说：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把那些可丢掉的货物和行李甩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把文件箱子和公文包保管好。这是命令式的语言，坚决而简单。我们知道保障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就毫不犹豫地协同大个子美军甩我们的行李货物和箱子。那大个子是军人作风，早已转身拉开舱门，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等东西向舱门外甩。可是我们两人却带着忍痛牺牲的心情，把几箱延安梨甩出，接着是几捆给南方局同志御寒的羊皮筒子和几疋延安纺织生产的毛呢料，还有一大箱蒋管区银行 20 万元钞票（为延安医院购药之用），手枪箱子，大批的个人行李一件一件甩。要知道那时候延安以及每个人在物资上和经济上是多么困难，一支香烟几个烟鬼都轮流每人深深地吸一口！甩了这么多东西并没有减轻压在我们心头的重量，而是更加重了。不言而喻，同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必须这么干。

这次险情我过后才弄清楚，当时飞机遇到了高空冷空气团和冰雹，机翼和机身轻度结冰，自身加重，机组人员采取多种措施都没有奏效，飞机不能继续升到应达高度，不仅不能安全地飞越秦岭还很可能撞山。这次航行舱内所载货物重量很大，只有甩下货物。周副主席的今天一定要到达重庆的决心是不可更改的。他这次返回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1 月 27 日那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和杨尚昆等在延安的领导人冒着数九严寒去延安机场迎接他，和他同车到枣园（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周副主席的窑洞也在这里）， 感谢他在“政协会议”的斗争中做出的特有贡献。现在这会儿我更明确地感到在他的肩上所压的重担，一定要战胜恶劣的政治气候，把“政协会议”的舵轮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扭转，而且要亲身去扭转！

我们的同志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虽然熬受着痛苦出了许多“洋相”， 但却神情自若好像没那回事似的。这一则大家有坚强的精神；二则大家看见

周副主席等领导人在自己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三则我们共产党人在美国人面前要表现出我们的国格、人格而不能出丑相。美军人员也观察出我们这群人在困难的时候人们互相照顾，在向机外甩箱子的时候，像执行命令一样毫不犹豫（美军人员可能会以为我们个人箱子里总有点值钱的东西，老实说一点没有！）再加上亲眼看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大伙儿平等相亲而无上下等级隔阂，较之他们所见所闻国民党的官员、太太们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他们感到共产党人个个都是令人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