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地方党复兴的新纪元”

从回国到 1930 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周恩来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回到上海后不久，又于 1928 年 12 月秘密北上，召开顺直省委会议，以中共六大的精神，整顿北方党。这次会议，被顺直省委称为“北方党复兴的新纪元”。

顺直指顺天府（北京）和直隶（河北省）。 1927 年 4 月，中共北方区

委书记李大钊等 20 余位革命志士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杀害，北方区委被破坏。不屈的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1927 年 6 月，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组成，同年 8 月，正式成立。但是，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彭述之，仍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大搞家长制，严重脱离群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9 月，蔡和森来到天津，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批判并撤换了彭述之，成立了新的省委。

9 月改组会议在纠正省委的右倾错误方面是有功绩的，但也把“八七会议”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带到北方来，不适当地强调工农武装暴动，这些冒险主义行动都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1928 年 1 月，省委再次召开改组会议。然而这次会议没能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批判机会主义时过分着重批判个人，没能从领导机关的策略思想上总结经验，提高全党认识；会议缺乏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教育，滋长了极端民主化；将工农分子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但缺乏必要的教育提高，滋长了经济主义的倾向。这些问题，为顺直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顺直党内的思想极度混乱，党的组织与纪律遭到破坏，闹个人意气，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以致发生“保南各县同志，因对省委工作不满意，不用组织上正当手续解决，而自行独立组织省委”。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泛滥，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下级决议反要省委执行；一些党员对党产生错误认识，单纯指责党的过去，认为凡是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是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形成唯成分论，造成“工学界限”，发展了宗派主义；有的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以雇佣观点对待革命工作，有钱就工作，无钱不工作，有的甚至写假报告骗钱，骗不到钱就脱离甚至叛变革命。1928 年 6 月，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在直隶的统治，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竟执旗欢迎“北伐胜利”，个别地方党组织还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投靠国民党。顺直党危机加深。

1928 年 7 月，在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各种错误倾向，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政治任务和工作方针，改组了省委。党中央肯定了这次会议制定的工作路线及各项运动的策略。但在省委的一些重大决议尚未得以贯彻的情况下，9 月初就发生了违反组织原则的“护党请愿团”事件，反对改组后的省委，使省委又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陈潭秋、刘少奇等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停止省委行使职权问题》的通告。由他们直接处理省委工作，同时报请中央组织特委解决顺直党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致顺直省委的信中指出：“顺直既然是全国主要产业区域之一，当然在革命的进展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如果顺直工作不能有配合的平衡发展，不单是影响于北方，而且使全国的革命都很少胜利的可能。”因此，党中央对顺直省委混乱的局面非常重视，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决定要整顿北方党的组织。周恩来于 1928 年 11 月初回国，党中央最初决定以他为主，组成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帮助上海开展工作。在一周后，又决定改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因为“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

12 月 11 日，周恩来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化装成大商人，从上海秘密来到天津。他到天津后，从调查研究入手，以便弄清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他向省委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分别听取了顺直省委负责同志陈潭秋、刘少奇和团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分别与张家口、天津区委同志谈话，并到问题较严重的唐山地区，深入基层，和干部、党员群众进行座谈。所有上述活动都是为了“向党内群众解释和宣传工作，主要的是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同时，使周恩来深切感到， “党员群众的确日见涣散，一部分被诱于国民党或第三党，一部分抱消极观念而离开党，一部分虽留在党内但畏俱胆怯，思想比群众还落后”，只有“极少的部分尚能在群众中起作用”。因此，顺直党迫切需要整顿，以便改变落后的状况，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适应新的工作路线和策略方针。

12 月下旬，省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地点是在西开教堂后大吉里的两间平房里。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党参加六大的中央委员和省委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北平、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共 40 余人。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根据六大精神，阐述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解释了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系列问题，陈潭秋和刘少奇部分别作了报告。

周恩来在总结顺直省委成立以来所执行的路线时说：“中央对顺直的指示，自去年‘八七会议，后，凡是正确的（如对于顺直大暴动的批评⋯⋯为阻止极端民主化危险发展的第一次告顺直同志书，7 月扩大会后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中积极干的精神等）全不为顺直负责同志所了解，而有些不正确的（如去年中央 11 月扩大会前对于举行暴动条件的指示不充分，广暴后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不正确，说他还是高潮时期等），则顺直同志毫无问题的接受了。”这种不良的作风，实际助长了顺直党内错误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仍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因此，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

但是，顺直党的同志否定党的策略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把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实行“争取群众”的正确策略看成是“机会主义”，要求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暴动”方针，当群众不愿意参加暴动时，他们就用“机械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强迫罢工，命令暴动。比较典型的是：北方局于 1927 年 10 月 16 日通过的“北方暴动计划”，规定在绥远、内蒙古、热

河 3 个特区，北京、天津、直南、唐山、京东 4 县发动大暴动的冒险行动，结果，仅玉田等县举行了暴动，很快就失败了。

周恩来指出，这种盲动主义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

他进一步指出，武装暴动并不是可以随意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已处于高潮，反动统治急剧的动摇、崩溃的时候，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革命第一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武装暴动”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采取行动，“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当前顺直党心须根据六大所指示的任务，充分认识客观环境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条件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在群众中的影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国内统治阶级的斗争，同工农日常的经济斗争，以及争取群众组织公开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

周恩来的这些策略原则，完全符合顺直党的客观实际。

周恩来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还提出防止右的倾向。当时顺直党内“由于一年来受着革命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的影响”，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便“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是从右的方面否定党的策略转变。他强调，不要以为大会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就以合法的形式来发展组织，以至取消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有些干部口里喊着“争取革命高潮到来”，但“不艰苦忍耐地去做群众工作”，坐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批判这种观念是“一种堕落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六大“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他进一步指出，“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规定的明显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因此，“在目前顺直的困难环境中力弱的党，应坚持无产阶级长期奋斗的精神，从工作中、斗争中不息地战胜党内一些急躁坏事或颓丧消极的情绪”，艰苦细致地去做群众的工作，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在组织路线上对非无产阶级意识作不调和的斗争。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特别是一般干部分子中，因着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观念，所以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甚至支部会议，常充满了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极端民主化、闹经济问题、闹意气、争地位等等”，对于这些不良倾向，不能采取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

才能使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顺直党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长期存在“家长制”的影响，党的民主生活一直不正常，党员群众对党组织“只有绝对的服从，毫无正确的党的生活，不要同志讨论政治及党内问题，对党的指导机关稍有怀疑与批评，便是违犯了纪律，即予惩罚与开除。使党员群众变成机械木偶，使党员的政治观念无法提高，使党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无从纠正。”但当纠正“家长制”观念之后，许多地方又走向了极端民主化：有的党员不顾党处于秘密状态和白色恐怖严重的客观条件，要求无条件实行党的民主化，“不承认指导机关在指导工作上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尖锐地批评说：“这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他指出：“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无产阶级的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是互相因果的。没有民主的精神，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便缺乏广大的阶级基础；没有集中的制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便不能与敌人作坚强的决死战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他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领导机关要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逐步推行选举制度。

反对党内滋长着经济主义倾向和雇佣劳动观点，是顺直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下的顺直党，每月只有五千元左右的活动费，以支撑整个北方党的工作，由于敌人

的破坏，还经常中断经济来源。但党内有些同志并不体谅党组织的困难，有的“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我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把党看成“救济会”；有的以革命职业家自居向党要求工作，实际上是要生活费；有的特委、县委要求与省委平均分党的经费。

周恩来认为，这些不良观念，是农民均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必须努力肃清。共产党员必须为党做工作，至于生活来源，则应做到“党员职业化”，即“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要使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又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

周恩来还反对以错误态度对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批评当时顺直党内存在的专门攻击个人，放松对机会主义观念批判的错误倾向。

当时，顺直党内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也存在着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过分地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把工人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区别看待，造成“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是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他们“放着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周恩来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正确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

周恩来在整顿顺直省委的过程中，采取耐心教育，“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提高政治觉悟的方法，收到很好效果。为了提高党员素质，他还积极支持出版党内刊物《出路》，组织党内同志对“顺直党的出路”和怎样改造顺直党发表意见，展开讨论，澄清了对顺直党的认识。周恩来还亲自撰写了

《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详细说明他对顺直党内纠纷的看法，提出了改造顺直党的正确路线。他还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省委拟派

人在京津“筹划办一印刷局，翻印中央党报及宣传品”的意见，他认为“此举在北方功用极大”。提请党中央批准。次年 2 月，党中央派毛泽民一行携带全套印刷设备来津，办起了秘密印刷所，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革命信心，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在天津主持召开的顺直省委十二月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和济难运动等决议案，建立了新的省委。尽管会议也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混乱局面，澄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提高了领导骨干的觉悟，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经过极大的努力，“最后得到了顺直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的顺直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周恩来在完成改组省委任务后，于 1929 年 1 月离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