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南京

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在南京梅园新村 17 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了一次记

者招待会。当时出席的记者之一钱小柏是这样记述的：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于 10 月 11 日攻下解放区的张家口。被胜利

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彻底撕毁 1946 年 1 月的政协决议，于同年 11 月 15 日在南京召开了一党独裁的伪国大。当时，我正在无锡一个地方报纸工作，报社派我到南京采访。为了揭露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的事实， 11 月 16 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礼堂

（原是饭厅）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礼堂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周恩来站在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讲述了蒋介石搞假和谈、假民主欺骗人民和进攻解放区的经过，阐述了我党坚决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发表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声明发表之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周恩来当场作了巧妙的回答。例如《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和设备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把机器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已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报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周恩来笑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安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

《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招待会结束后，还有许多记者留下来不愿离开，问这问那。周恩来指着放在地图下面他脚边的几包书说：“这是我们刚刚印好的《政协文献》。这本文献与国民党报纸上发表的不同，因国民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都是他们国民党人的发言和文告，而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发言往往不是修改、节录、就是不登，混难看到全文的。而我们这个历史文献社编选的这本书却是尊重历史的，凡是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发言和文件不但全部收入，而且都照原文发表的。所以，这里面有蒋介石的开会词，也有我代表共产党、张澜代表民主同盟、曾琦代表青年党、邵从恩代表社会贤达的开会词。闭会词也是如此。另外、大家作的报告也都全部收入，关于提案协议也是这样，并不只登共产党的，国民党等的捷案也都收在里面，可作比较。最后我们还在这本书里收了中共发言人为保卫政协决议而奋斗的谈话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许多让论，各位如果有兴趣，我可以送你们每人一本留作纪念。”许多人都拿了一本便走了。有些人不想要或不敢要，怕拿了以后会被特务追踪引起麻烦，也走了。当时我拿了一本。

当一部分人走了以后，我对周恩来同志说：“能不能请你在上面再题几个字，以留纪

念？”周恩来同志觉得这个请求有点突然，就问我，“你是什么报纸的记者？”我说我是无锡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不过我过去是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又问：“那么你

一定认识邹韬奋和金冲华的罗？”我说：“是的。在汉口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办公，那时我在《世界知识》当助理编辑，后来从汉口到香港，我就住在金仲华家里，一直在帮池编

《世界知识》。记得在汉口时，我曾经听过你两次来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你讲抗战形势和青年的责任，另一次是你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我们都深受启发，懂得了抗战的真正形势。”于是，周恩来说：“好，我替你写。”他从口袋里拔出一支圆珠笔，题写了“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几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写好以后还问我： “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吗？”我说：“这是针对国民党召开国大而提的一句中心日号。” 他笑了笑。接着，我还请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题词，他为我写了“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

就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向中外记者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他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同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说：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我及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北平、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

马歇尔毕竟是世界闻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深知周恩来返延安已成定局，便痛快地表示：我愿意为周将军回延安提供飞机，并有义务保护以上各地中共人员之安全，负责送他们回解放区。

11 月 18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拜访马歇尔，将中共留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人员名单交给马歇尔，请他为这些人员的撤离提供方便。撤离前的事情一切办妥后， 11 月 19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返延安。

这一走，中共的前途，国家的前途究竟如何？周恩来早已有所预测，心中早有定数。 10 月份，他还在上海时就曾对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许涤新等朋友说，自己不久将回到延安去，但人民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来的。

郭沫若为此还即席赠诗一首：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调。根节构盘错，梁木遮可遭。每逢期骏骥，岂畏路迢遥。临歧假所赠，陈言当宝刀。

在 11 月 16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也充满信心他说过：“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会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

临行前两天，在南京周恩来又给郭沫若、于立群写信说：“今后要看前

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2 月 17 日给上海的宋庆龄写的信中，从力量的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将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正如他 31 日给郭沫若信中所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发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不久，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 年 12 月，中国的战争情况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的统治由发展转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