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据地的发展到“左”倾思想重新抬头

周恩来回上海后，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贯彻教育说服的精神，江苏省委的纠纷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较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接着，周恩来便以更多精力指导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各地党组织面对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酷的。而这些党组织大多是在大革命风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过去往往只有两种经历：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或者“左”倾盲动主义统治时那种只靠少数人的拼命蛮干，不懂得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工作。六大前后，情况虽在变化，但没有根本改观。

应该怎么办？周恩来根据一年多来各地的血的教训，着重强调以下指导原则：第一，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他要求各地党组织应该设法从各方面（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近工农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何在，艰苦耐心地去做发动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做起，日积月累地团聚群众的力量，来实现“争取群众”的总目标。第三，要坚持党的干部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

经过一年多艰苦而扎实的工作，各地党组织虽然处境仍很艰难，但总的说有不小进步。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 4 万多人，到 1930 年 3 月，已

发展到 10 万人。想一想，这种发展是在反动统治势力进行血腥屠杀和搜捕的严重状况下取得的，就不难理解它的得来不易。

回到上海后，周恩来主要抓的另一方面工作，是指导各地红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在特别艰难的时刻。那时正值反动统治暂时稳定，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尚未爆发，可以集中较多兵力对红军进行“清剿”。中国的农村游击战争开始还不久，力量薄弱，斗争经验更不足，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失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究竟还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这时已成为全党异常焦虑和关注的问题，六大对它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但是，局势毕竟是严峻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看起来实在太艰难了。六大和它以后的中共中央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有过失误，出现过一段曲折。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的话，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还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1929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通常称为“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是“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共中央工作，这自然是不正确的。

红军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客观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1929 年 3 月起，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重新开始无休止的混战。许多原来“会剿”工农红军的反动军队纷纷调往军阀内战的战场，后方空虚，这就给各地工农红军以较大的发展机会。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更明确地作出结论：“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

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工农红军的逐步壮大，中共中央和直接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不仅在干部的输送、物资的接济、重要情报的提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各路红军进行经常的指导，包括作出一些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长期有过分歧。1929 年 12 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开好这次会议所起的作用是无需多说的。

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红军另一个重要根据地。1929 年 3 月17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9 月间，中央决定在洪湖地区成立红六军，并派孙一中、许光达前往工作。不久，这支部队同贺龙率领的部队在洪湖地区会合，合编为第二军团。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由红二军团和湘赣边和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

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这个时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三块。1930 年 2 月底，周恩来向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告诉他们：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由许继慎为军长。这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可以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雏形。这些业绩也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

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经济等问题的指导，大体上是正确的、切合实际情况的，没有多少后来那种“左”的倾向。可惜的是它的这种历史功绩后来被忽视了。到 1930 年初，南中国已有几个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2 月 4 日，周恩来

起草《中央通告第 68 号》，宣布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经过一年多奋斗，各地的工农红军，在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在他出国前夕，红军已有 13 个军，62730 人。全国已有大小 15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运动的面貌和六大闭幕时相比大大不同了，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 “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周恩来 1930 年 4 月在德共《红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经过英勇奋斗和顽强探索而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

结论。

经过一年多顽强努力，革命运动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复兴的气象，但随着局势的好转，“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倾向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明显，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六大后一年左右时间内，中共中央的态度仍比较冷静。周恩来回国不久，替中央军委起草一封指示信，在指出反动统治阶级面对的各种基本矛盾一个也无法解决、新的革命高涨终将到来以后，接着就说：“然这也不容许过分估量，⋯⋯故在目前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斗争力量时，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这一类分析，在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是随处可见的。

这以后，政治局势又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一件是中苏之间的中东路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发展，直接促使中共中央内部的“左”倾思想重新抬头。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重要的变化发生在 1929 年 12 月间。这月 8 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 60 号》，调子陡然升高，不仅要求加重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并且提出准备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等以前没有提出过的重大行动。

为什么中共中央的调子会在这时突然升高？直接原因是他们对中东路事件的发展作了不正确的估量。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异常紧迫的心情：为了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只有不顾一切地加快行动起来。

中东路事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1930 年初，中苏边境局势就逐渐缓和下来。但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9 年 10 月 26 日写来的信。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四封信。周恩来后来说过：“1929年的四封信都有错误，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乃着重反右倾，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未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这四封信对中共中央都产生消极的影响，助长了“左”的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0 月间的这一封，这封指示信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定下了

新的很“左”的基调。1930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并

通过《接受国际 1929 年 10 月 26 日指示信的决议》。《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

“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并且断言：“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这时国内局势确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混战正在继续升级，工人运动正在复兴，红军和农村游击战争更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时党内不少同志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迅猛地发展起来。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一次重要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战略策略作出新的估计。提出“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

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这便是 2 月 26 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通告》要求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这个《通告》的基调是向“左”发展。

《通告》发出后一个星期左右，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离开上海，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势的争论等问题。

周恩来出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李立三的“左”倾思想的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愈来愈大的偏差。李立三等人在部署全国武装暴动的同时，还责怪周恩来没有把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发展形势向共产国际报告清楚，他执意坚持“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

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对国内的情况忧心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