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速度指导思想上中共出现分歧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

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 15 日在讲话中谈了 7 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定 1957 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11 月 17 日周恩来出访亚欧 11 国后，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

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定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 年 12 月 17 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

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 6 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强调：“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

（应）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 114 亿元。待进一步算帐后提中央讨论。

为了深入总结 1956 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 1957 年计

划的制定和今年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 年 1 月 18 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强调：“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 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 1956 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耍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在这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则是统一平衡的关键。因为，财政和信贷最后都要归结到有没有物资，矛盾都最后集中到物资是否能够平衡。”但是，“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的平衡。财政

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根据这一认识，他指出：由于棉花、植物油的收购情况不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减少 53 万吨，这样，

“国家收入就要减少 10 亿多元”。因此，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财政收支指标， “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计算，看来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须打足，不可能收到的应当从预算指标内去掉”。

这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

（我们一共开了 8 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 1957 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 1957 年计划。到 4 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 44 次至 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

业总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 1957 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对“二五”计划和 1957 年计划的冒进指标时，自觉地注意到从根本上否定远景计划的冒进指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避免经济工作再度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高速度发展。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假如到 1967 年钢铁产量达

到 3000 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指出，陈云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二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二年不够再增加一二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硬要把指标“定到 3000 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到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他还指出：《农业 40 条》规定到 1967 年粮食达到 10000 亿斤，倘若能够实现，当然“是最美满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计算、摸索的情况看，不能那样设想”。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从 1955 年底到 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