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质的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少顷，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这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经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地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再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经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都冒进了的《农业四十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在会上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了。反过来，当毛泽东看到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冒进和对《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采取默认态度时，推断完全可以开展反反冒进，并获得预期效果。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巨变，反冒进变成了反反冒进，批评和指责反冒进成为占绝对优势的舆论。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指出： 1956 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同时，社论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接着，毛泽东又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 12 月 12 日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批评：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社论要求把 1958 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一些，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尽管反冒进从 10 月上旬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 1958 年初开始的。

1958 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1 月 2 日，周恩来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飞往杭州会见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讨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并听取毛泽东讲述工作方法十七条。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已经在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前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了不满，向周恩来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那个时候（指反冒进），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大火，但仍然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再召开一次范围更大一些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他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 27 人，于 11 日、12 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 10 天会，20 号完

毕（中间休息 2 天到 3 天，实际开会 7 到 8 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 月 11 日至 2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南宁会议。

会议向与会代表散发了 12 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其中有：1956 年 6

月 25 日，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

情绪》；1956 年 11 月 10 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 1957 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即使地处亚热带，1 月里南宁的平均气温也只有 10 度左右，仍有几分寒气，但是位于邕江边的会议室里却火力正旺。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

日晚，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

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日上午，毛泽东继续批评说：“1955 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

想把钢搞到 150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 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 50 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南宁会议开会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王太子巴德尔。13 日，当周恩来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

16 日上午，毛泽东在讲话时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 100 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柯庆施的这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文章，是他在 1957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南宁会议召开 25 周年之后，薄一波副总理曾回忆说：“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