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谈判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重任。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是领导核心，书记大权总揽。毛泽东主要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周恩来负责处理。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耗费他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

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与民主人士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周恩来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周恩来每天都接待很多人，毛泽东也说：“你那里是轴心。”

后来，朝鲜战争进入一面打一面谈判阶段。党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热线联系。上午谈判，下午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由当时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起草发言稿，交周恩来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组织负责谈判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扩音设备，不易听清，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总指挥，后方具体事宜是周恩来总揽一切。谁也说不清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曾一度患病，仍不肯休息。毛泽东知道后，要他离京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大连仅休息了很短时间，又回北京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党中央确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周恩来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 1951 年 1 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的安全，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被服不适于爬山、钻林子，

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绩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单位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为了鼓舞士气，勉励后方人民参军、参战，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掀起了支援前线和大生产的热潮。后方军民的热情支援，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正义之师，在朝鲜军民的全力支持下，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6 月，接连发起 5 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的

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地域，歼敌 20 余万，缴获和击毁飞机、大炮、坦克等一大批重型武器，大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煞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 1951 年 7 月 10 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谈判的进行。本着“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争取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采取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谋略，粉碎了美国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妄图不战而获取朝鲜 120 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严词驳斥后，竟又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军事威胁。接着，对我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坚决还击，在夏、秋两季防御作战中，歼敌 15.7 万余人，将

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敌不得不于 10 月 25 日恢复停战谈判。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实施长时期的“绞杀战”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于 1952 年 9 月 18 日，向敌发起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10 月 14

日，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经过 43 天的激战，共歼敌 2.5 万余人，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1953 的 6 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正待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无理扣留我方战俘，并叫嚣要单独干下去，继续北进，公开反对实现停战。我志愿军为狠狠教训李承晚集团，密切配合停战谈判，打掉敌人伸向“三八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于 7 月 10 日发起了金城战役，歼敌

7.8 万余人，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就这样经过谈谈停停，边打边谈的较量，最后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美帝国主义被迫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的 37 个月里，中朝军队共歼敌 109.3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7 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 12224 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 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 7695 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 257 艘。美军几易其帅；开支战费 830 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 1958 年 2 月 5 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 年 2 月 20 日发表声明：决定于 1958 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说

到做到，我人民志愿军从 1958 年 3 月 15 日至 10 月 26 日，分三批全部撤离

朝鲜回国。

当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我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在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未台戏”呢？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 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经周恩来一提，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司令

员。 1953 年 5 月 11 日，杨勇赴朝任职。杨勇一上任，便冒着敌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 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使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为庆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表示欢迎和慰问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志愿军指战员的代表。那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他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洒——贵州茅台。”

是啊，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了，志愿军都凯旋而归，和过去打败过蒋介石，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友在一起，周恩来怎么能不高兴呢？于是他频频举杯，欢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那天，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他碰过杯。在这样的场合，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总理喝醉，但谁都不敢也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有在旁边注视着他，也分享他的欢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想回到座位上时，童小鹏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醉卧了一天。尽管酒后他自责影响了工作，但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丰富感情的人。周恩来醉酒还有一次是 1938 年在武汉，那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有一些高级官员、将领和周恩来很熟，部分留学苏俄的国民党人士如邵力子、张冲、康泽等以“留俄同学会”名义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喝酒。那次周恩来一高兴也喝醉了，当晚就住在郭沫若家，没回长江局住处。就这事，邓颖超还批评他违反纪律。周恩来也作了检讨。周恩来喝酒不是在什么场合都乱喝的，决没有像有的人写的那样和他的下级随便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