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秋天，周恩来由法国回到广东后，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这里，他两次死里逃生，并结成了传世的姻缘

黄埔军校的中坚

从法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周恩来等人终于看到了祖国的陆地。船先停靠香港，周恩来从这里上岸。1924 年 9 月 1 日，刚到香港，心情尚未平静的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一封信，汇报自己的行踪等情况：“此番我们同行归国的同志共四人。刘伯庄、周子君两同志直往上海，罗振声同志和我至香港后须往广州一行，故不克直达沪上报到。

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 C.P.（即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振声同志原欲入广州国民党军官学校，如可能当即在广州住下，否则或不久亦将转往上海。

旅欧青年团委托我和伯庄同志的使命：关于应成统系的报告，我已和伯庄分别作成书面报告，关于零星事件当由伯庄作口头报告便足。此外，本年内团中如有何种会议旅欧青年团得派代表出席的，望早日通知我们为盼！我在广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即谭平山）同志处转。共产主义的敬礼！”

几天以后，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抵达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两人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正发生商团事件。商团是民国初年由于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 12000 人，在

全省有近 5 万人。商团的首领陈廉伯是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买办。8 月下旬，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密谋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从国外私自买了一万多枪支和几百万发子弹，准备偷运入境后举事。孙中山知道后，派军舰在虎门沙角截获了这批军人。陈廉伯就煽动商界人士组织请愿团，还鼓动商人罢市。孙中山派人拿他的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倾覆政府”。广东省长兼孙中山的大无帅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另一方面，陈廉伯和他的党羽强迫商店罢市扩大到佛山、顺德等地。8 月 28 日，英国军舰 9 艘集中到广州白鹅潭，炮口对着中国军舰，英国沙面领事向廖仲

悄提出警告。 29 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9 月 1 日，孙中山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同时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正抗议。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内部那时却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和妥协。周恩来一到广州，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他在 9 月 7 日写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中这样说：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上人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

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寸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

（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 孙中山对商团也采取了折衷办法，发还 4000 支枪械给商团。商团得枪

后，气焰更加嚣张了。 10 月 10 日，竟然放出步哨，在长堤西濠口一带戒严。

这一天，正是全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集会，到会的有 30 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商团：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经过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出天字码头转入长堤西壕口，向太平路（现人民南路）进发时，商团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20 余人，受伤和被捕几十人。商团还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动。正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胡汉民

等人，叫他们严办，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他下令从北伐军中抽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平叛，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陈友仁等为全权委员。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等都参加了军事指挥部的工作， 15 日，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援助下，击溃了商团军，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在这种形势下， 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因此也称两广区委。

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周恩来到广东后不久，他就兼任开办不久的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这年 11 月，他除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外，又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刚从苏联归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调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创办的。本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在广州市郊的黄埔长洲岛，所以人们习惯称为“黄埔军校”。过去孙中山因长期依靠地方军阀而吃尽苦头。而现时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又同军阀武装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建立党军的起点，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总理，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就是应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邀请，被中共中央派到黄埔军校任职的。

黄埔军校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由于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第一期学生最初有 490 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共有学生 645 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向前）、陈虚、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

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的学生里，也有胡宗南、杜幸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贺衷寒等。

在黄埔军校设立政治部，开创了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调了一些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他建立起政治部的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部下设几个股，选调共产党员担任。规定工作细则，进行有关调查，出版《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

《黄埔潮》等。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课程中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例如在“社会主义”课中，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授社会主义呢？因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一定要研究欧洲自原始共产主义到柏拉图之理想国中的社会主义，“由柏拉图到符离那、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们作报告，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人。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在这个荒芜的小岛上，如今热气腾腾，一进校门，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校歌中高唱，“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生活是艰苦的，全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厨房、厕所全是草棚，墙是竹帘、草席，穿的是布袜、草鞋⋯⋯生活又是活跃的，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演员。后来又组织了“火星社”，团结了进步的学员。进而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始终牛志旺盛，革命的情绪很高。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 43 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码头坐船到黄埔军校工作，傍晚回广州，晚上到广东区委办公室。桌上放满了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星期天常到工会、农会作报告。当时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说： “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迸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氛围中，到 1925 年夏，张治中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边了，他想参加共产党，曾经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同组织上研究后，回答他：“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1925 年 1 月，军阀陈炯明图谋进犯广州。2 月 1 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发令讨伐陈炯明，这是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总指挥是许崇智，兼右路军指挥。参谋长叶剑英。黄埔军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参加了右路军。周恩来以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随军东征，由于军事工作繁忙，在中共广东区委内，他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书记一职由助手陈延年接任。东征中，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军行所至，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予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即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这次东征中的一个有名战役是“谈水之战”。淡水城地势险要，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陈炯明军约 4000 人固守城池。叶剑英了解了城里的敌军兵力部署，勘察了地形，拟定了作战方案，到司令部同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等详细商讨粤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 月 13 日，向淡水发起攻击。城内敌军猛烈还击。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在紧急关头逃跑了，周恩来领导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坚持到底。 15 日晨攻下淡水。苏联顾问看到革命军将士作战英勇，连连说可以同苏联红军相媲美。淡水一仗，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埔学生军打出了威风。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场战斗的艰辛，同叶剑英谈起过。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这时期内，周恩来阐述了建立革命军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1925 年 6 月 2 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作了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充分地阐述了要革命成功，心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道理。他谈到：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军队就成为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个工具去压迫人，如奴隶社会的酋长用军队这个工具来压迫奴隶，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拿这个工具来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个工具来压迫农工和其他的群众。但是，被压迫的阶级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统治。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酋长；封建社会没落，资产阶级起来赶跑了压迫它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和支配下的

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现在，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

这期间，关于党、军队、政治工作、人民等方面的关系，周恩来都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关于建军的宗旨和任务，他说：孙中山建立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说：“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区分了两种不同军队的不同政治工作的要求，不但对于革命军队，而且对于后来的敌军兵运工作也有指导作用。对于革命军队，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他认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觉悟的提高，“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士兵，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部门，他说：“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

关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说：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大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后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军队里，取消了政治部、党代表等，黄埔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只在工农革命军、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它的基础，是周恩来在这时打下的。

抗战时期，毛泽东谈起大革命中的军队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了新其面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62 年，有一次朱德谈到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时，也说，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北代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两次遇险

从第一次东征结束到第二次东征开始，中间不到半年。这半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所部滇、桂军，第二件是沙基惨案，第三件是廖仲恺遇刺。

在第一次东征的过程中，发现了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乱的证据。陈炯明在东江余部被击溃，使杨、刘更不自安，蠢蠢欲动。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又被他们看作有机可乘。广州的局势日趋紧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4 月 13 日，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5 月 13 日，廖仲悄从广州赶到汕头同东

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放弃潮梅，于 20 日回师广州。

6 月 12 日，由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 3 万多人、步枪 25000 支，饷糈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政府所辖各军放在眼里。他甚至扬言：“请代帅（按：指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搜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化，士兵更无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杨希阂只身逃往沙面租界。杨、刘所部滇、桂军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事就这样迅速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拔除了。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 13 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也奋起罢工，声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暴行。6 月 23 日，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 10 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授上海工人的行动。

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街的时候，早已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射击，致使游行群众 50 余人当场死亡， 170 余人受伤。当时一左一右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两位同志，第一排枪响，即被帝国主义军警的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血泊中，周恩来听到枪响后，当即和同事们匍匐在地，迅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这才幸免于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

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次历险的第一次。

多少年后，邓大姐讲到这件事时说：我在一个多月后从天津调到广州，任党的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这时才听到恩来说这段情况：枪声一响他立即匍下，在左右两旁的同志中弹牺牲了，军校队伍马上撤到后街去了。那次恩来幸免于难。

两个月后，周恩来又一次遇险。8 月 20 日，急于破坏广东革命政府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消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原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而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继续开枪。这次遇险，周恩来又

是九死一生。同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那时，在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阎、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 24 日，他被任为广州卫戍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

33 年后，周恩来来到珠江三角洲视察，与身边人员讲起这两次广州险情，还感叹他说：“那两次都安然地过来了。那时广州的局势非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