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周恩来留日的印象

由于周恩来在日本的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探寻的内容。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朝日新闻》社记者梶谷善久就探寻过周恩来在日本的足迹。他写了《留学日本时的周恩来》一文，以日本人的视角反映了周恩来在日本的一些生活情况。全文照录：

1917 年，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曾到日本留学一年半。当时他正是 20 岁的热血青年。通过那个时期和他接触过的日本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形象。

中国留学生的领袖

神近市子（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曾三次采访周恩来）：在大正 7 年（1918 年）5 月 7 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样的报道：

在（东）京支那人留学生连日来时有不轨举动，（略）昨天下午 1 时许，约 700 名学

生在神田区北神保町 10 号民国中央青年会馆集合，密闭室门，严禁警察和其他日本人出入，似在讨论何事（略）。更有 40 名干部集合于同区今川小路 1—4，维新号支那料理店楼上，饮酒，并激烈论争不休，致使西神田署数十名警官赶到现场，将其全部带回该署，严加审问。

“被带去的包括帝大、高工、早大、明大及其他东京都各校的公、私费留学生，还有2 名妇女（后略）。”

中国人反日情绪的高涨始于 3 年前的大正 4 年（1915 年）1 月，当时的日本政府向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包括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接收山东省德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于 5 月 9 日，全部接受了这些要求，中国人民把 5 月 9 日这一天称为“国耻纪念日”，中国留学生们集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周恩来被认为是这次集会的领导人。

神近市子曾先后三次拜访过周恩来。最初一次见面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大概只有 6 个榻榻米。开始周恩来为是否见记者，还同朋友之间发生过争论，最后同意接受采访。他向记者讲述了中国的情况和来日学习的目的等。留学生似乎并非每天上学，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参加政治和劳动运动。谈到最后，气氛很融洽，他还讲了很多有关生活艰苦的情节等。

第二次见面是在街上的一家小饭馆，他们边吃边谈。第三次则是在一间被小河环绕的住宅里，地点在青山霞町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条胡同内。记得和周恩来一起来的人曾做过长篇演说。

总之，中国留学生当时约有 4000 人，可以推测，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大人物”了。

早大教授实藤惠秀（著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研究中国问题的居民、研究中国文学的冈本隆三等人还介绍了下述情况：

1914 年在神田区中猿乐町开办了一所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主要以教中国留学生日语为目的。当时三分之二的旅日中国留学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周恩来也曾一度在此上学。那时，早大的在校生约有 5000 人，现在仍然保留着学生名簿和毕业生名簿。但其中找不到周恩来的名字。他大概只是临时在这个学校读书。而日本大学的学生名簿已全部被战火焚烧，无法查找线索。

周恩来旅居日本的 19 世纪 10 年代，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高压政策。外务省表面上欢迎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却对留学生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活动严加防范。当局禁止他们集会，一旦被发现，警察立即干预，常常发生拳脚相加的暴力事件。一般日本国民也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是“清国奴”。

周恩来从 1917 年 9 月到 1919 年 4 月到日本逗留，其间曾临时回国探亲，在日期间并非每天去学校，而是在宿舍里读书看报。外出时常穿一套碎白点和服，系着带子，头戴俄式帽子。

周恩来一边同中国留学生们在神田中华青年会馆的地下室翻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一边秘密地和大杉荣取得联系，支持大杉的出版工作，进行各种革命实践活动。

周恩来曾在工具店二楼寄宿

阿部光一（周恩来寄宿的工具店邻居）：周恩来曾寄宿在中噫区矢吹町的金岛建筑工具店二楼。

房东金岛市太郎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建筑工匠。我们都叫他建市。常常可以看到他腰上围着围裙，穿着工作服，动作麻利地制作隔扇和障子（都是日式房间的隔壁）。

周恩来寄宿在二楼一间六个榻榻米的房间里。那时，每个家庭都很节俭，吃的菜均为干鱼和煮萝卜。早晨只有酱汤和咸菜。中午饭要是能吃上炸土豆泥，就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眼光。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当然也会很想吃“排场”的炸土豆泥，但充其量只能吃到蛋卷包饭。学生的腰间挂着擦手巾，趿拉着木屐，大声喧哗着，旁若无人地阔步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建市于昭和 36 年（1961 年）去世，当时的人也都相继作古。

长岛英雄（常来送换洗衣服的人），我在金岛建筑工具店二楼曾几次见到周恩来。我

家住在筑土町，步行到矢吹町还用不了 15 分钟。我母亲曾帮助中国留学生找住处，洗衣服。每当我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建市宅时，主人市太郎都会向我打招呼：“喂，辛苦了。”

顺院子里的楼梯爬上二楼，左右各有一个房间。周恩来就住在左侧六个榻榻米的房间，屋角摆着一张床，屋子中间有一个方火盆，周恩来经常在火盆前读书。

拉开隔扇，穿着黑色立领学生制服的周恩来立刻会打招呼说：“你来啦”。说着还会把自己的座垫让给我。我们虽然没有交谈过很多，但可以感到他是很讲礼貌的。要洗的衣服大多是棉布衬衫和中式睡衣，还有的近似日本的和服。

除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我对周恩采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不过有一件事却使我难以忘怀。记不清是哪次送衣服时，周恩来从学生服的口袋里掏出两角钱，很不好意思地递给我。当时两角钱对孩子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大钱。在回家的路上，我用一部分钱买了两个大年糕，边走边吃。那时买两个大年糕大概也只用一分钱。记得周有时还送点心给我吃。他总是只身一人。每逢我送完衣服回家时，他都很礼貌地说上一句“谢谢”，反而弄得我难为情了。

元木省吾（函馆商业学校教师）：大正 7 年（1918 年）7 月 29 日，在去四国的香川县途中，乘东海道线向下关开的快车，无意中遇到一个和我同车厢的中国留学生，他就是周恩来。这是在整理旧日记时偶然发现的。这天的记事栏中还夹着一张“周恩来”的石版印刷名片，日记是这样写的：

“坐在我面前的是中国留学生周恩来君。他同我谈了很多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情况。他是去年来日的，日语讲得相当不错。但时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提议用英语交谈，可我的英语很蹩脚，最后只能在笔记本上用笔谈，反而交谈得更投机了。

他说，休假时要回天津，并讲到中国的现代文和中国的辞书，最后还谈起了日中亲善。”我们交换了名片。周恩来的名片现已泛黄。右上角周恩来用铅笔写了“东京神田高等预备校”，左下角用小字印刷着“翔宇”的字号，屈指算来当时我是 26 岁，周恩来君

是 2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