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

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在开国大典上严正宣布，它将审查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且根据条约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不言而喻，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那几个有关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是没有必要承认的。 1949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东。这支刚刚与蒋介石的美式

装备军队交过手并连战皆捷，在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大军斗志正盛，凭着几条木船就敢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甚至要攻克台湾，更何况一个区区的小香港。只要一声令下，已经陈兵边界的解放军战士不须吹灰之力就能踏平香港。

解放军攻占广州后，香港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许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解放军迟迟没有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谁能打开这个闷葫芦呢？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文汇报》是替共产党说话的，因而对它发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北京向港府发出的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香港的现存地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葛量洪的预感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三项条件。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三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将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间的约定俗成吧。

1951 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去北京请示对港政策，周恩来总理做了指示。很快，未经核实的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主要内容就传到了香港，又被一些报纸披露出来。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1949 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

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英国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英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

“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

“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个重大决策。你们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要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承认香港在英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英国过分支持美国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超过我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还有，英国不让我们利用香港的可能。此外，我们只抓一条，反对英国支持美国在亚洲镇压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例如朝鲜和越南。”

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香港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是无比正确的，今天看来，即使把“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这类词汇全都搬出来加以形容，也实在不过分。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下令其会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缅甸等国家先后对中国实行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 96 种军事物资输出。

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在禁区之内不合适，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但仍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成了中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1950 年底，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出现了这样一份数据：1948 年，香港

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值为 6.1 亿港元，输出 2.8 亿港元，输入 4.3 亿港元，入超 1.5 亿港元；1950 年，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一下子从入超转为出超，其出超数额达 5 亿港元之多。

香港商人笑了。中国人也笑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宝贵物资，正通过香港这个窗户源源不断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