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患为水利

水是农业的命脉，早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河道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动政府对于许多河道从不治理，甚至还人为地破坏，如在花园口决堤，造成水患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极为重视这个关系到千百万人民、子孙后代和农业生产恢复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水利建设问题。

建国初，周恩来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又说：要恢复农业生产，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抓“兴修水利”。 1949 年 11 月 18 日，政务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在政务

院第 6 次政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解放区水利联席会

议的报告。紧接着， 11 月 20 日他又亲自召集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会上，周总理谈了水利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远大前途以后鼓励大家说：水利工作是为人民除害造福的工作，是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大家要全心全意从事水利工作。

周恩来认为，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实行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配合土地改革还要着手做好几件事。周恩来提出第一件事就是兴修水利。他说：“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建国还不到一年，1950 年 6 月到 7 月间，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连降暴雨，

多条河流洪水猛涨，泛滥成灾，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 4000 万亩，灾民

1300 万人。为解除这里人民长期水患之苦，周恩来首先从这里开始，领导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所进行的第一个巨大的治水患为水利工程。

月 20
日，毛泽东看到华东防汛指挥部报告水灾情况的电报以后，极为重视，当即批给了周总理：“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

办。”

仅隔一天，7 月 22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等有关的领导同志开会，对导淮问题进行研究。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及 1951 年度水利计划。

月 25 日至 9 月 12
日，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参加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专门讨论治淮计划方案。

其间，9 月 2 日周恩来召集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有关人员 13 人开会，研究治惟计划。会上决定，治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专家、群众与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式专家与土专家相结合。要求 9 月份订出动员和勘测具体计划， 10 月份动工，3 年为期，根除淮患。

月 7
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领导和专家开会，研究和分析了淮河上中下各段危险水位及最大流量，提出“蓄泄兼筹，上中下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总方针。

月 22
日，周恩来写信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具体部署治淮的有关事项。信中说：

“此两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审议，请他们研讨后提出意见，以便乘十月五日饶、邓两同志来京之便与水利部作最后确定，再行公布。在公布前，此计划业已付之实施，昨已面告傅、李两同志加紧督促实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延搁。故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拔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至华东、中南届时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谅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已认为无须等待，专告。”

经过上述的一系列反复研讨、多方磋商，1950 年 10 月 14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指出：关于治理淮河的方针，“应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决定具体规定：“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

根据以上方针，决定中还具体规定了工程的施工步骤和组织领导，以及豫皖苏三省如何配合等有关问题的处理原则。

同月，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月，政务院第 56

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任命安徽、河南、江苏省及华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
月，政务院第 57

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中，周总理发言论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以工代赈，重点治淮”。他对每项原则，都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于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周恩来说：淮河应该根治，因工程太大，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弄出来。据水利专家说，唯独淮河的水文没有很好的历史记录，所以订计划很困难。但是，又不能不治淮河，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必须今年就开始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治标又治本。他说：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关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周恩来说：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是要维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海坝以东几千万亩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在自己的附近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

关于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周恩来说：治淮不可能明年便全面开工，人才，器材、勘测等准备工作都不够，要买某些器材，也不是一下就能买到手。因此，明年只能做一部分，分期完成。但是，我们要加紧进行，应该设想到明年还要受灾。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同时也不能锗过时机，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上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关于集中领导，分工合作，周恩来说：过去治淮机构设在南京，有几栋房子，我们的治淮组织又舍不得放弃那地方，是很不对的。为了集中领导，治淮机构应靠近淮河，搬到蚌埠才能更好地办事。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下游共同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

关于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周恩来说：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淮工作。如果观念上是以赈代工，那么就不应该用那么多钱来赈，工作也要找强壮的人来做，工人要合乎工作上的需要。

治淮工程子 1950 年下半年开始动工。 1951 年上半年派出了以邵力子政务委员为团长，由民革、民盟、民建及水利部、内务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到实地视察。视察团历时 52 天，将绣有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赠给治淮委员会和豫皖苏三个总指挥部。在淮河治理过程中，周恩来仍不断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解决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1951 年 6 月，在政务院第 91 次政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视察淮河工程的报告和邵力子团长关于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工作报告。

8 月 13 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和安徽、江苏、河南省的负责同志 11 人开会，座谈治淮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一年来的治淮工作是有成绩的，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争论较少，方针上也进了一步。去年决定的蓄泄兼筹，下游入海水道的开辟经实地调查后再作最后决定的方针，在当时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经过了一年的实践，在总结治椎过程中，证明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这个总方针的正确。对总方针作了若干修改也是必要的，如入海水道不必开辟。

治淮工程今后如何工作，周恩来作了四条指示：（一）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前进；（二）要善于接触与发现新鲜事物；（三）

要发扬历史的经验（包括人民群众和封建帝王治水的经验）；（四）不要固步自封，满足现有成绩。总理说：有了这四条，就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更往前进。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总结建国初 1950 年、 1951 年的水利事业发展情

况的时候说： “1951 年举办的更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毛泽东所确定所指示的根治淮河的工程。这是我国所举办的第一个多目标的流域开发的工程，这是一个改变整个淮河流域自然面貌的工程，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淮河流域 5500

万人民， 2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可增加 4000 万亩的农

田灌溉，改善 1000 公里的航道交通，并有相当数量水力发电的利益。”傅作义还说：“治淮工程不但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同时给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指出一些新的方向：第一个是通盘规划的方向，过去治水因为受封建割据的影响，总是枝枝节节的治理，淮河的治理，则是把上中下游打通了，先把淮河流域有多少水，用多少水，算了一篇总账，然后才规定计划，所以不但可达到根绝水患的目的，同时兼顾了兴利的需要。第二个是蓄水的方向，过去治水的方法，不外是防水、分水、泄水，总之是把水当做有害的东西，赶快送到海里，等农田灌溉或航道交通用水的时候，却又无水可用。治淮工程是采取了以蓄水为主的方针，要把今年 7、8、9 月的洪水储蓄起来，供给明年 4、5、6 月使用。所以对水就可调剂盈虚，汛期洪水既不为害，干旱季节也有水用，第三个是水土保持工作。”

傅作义在谈到 1950 年、1951 年两年的整个水利情况说，因为水利事业是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 1950 年全国用在水利事业方面的经费，相当国民

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 18 倍， 1951 年相当于 42 倍。两年来

全国动员参加水利工程的民工，先后共达 1037 万人，还有人民解放军 32 万

人协助工作，共做工 5 亿余工日。所做大小建筑物总共 11283 座。所做土工

总量，总共 9. 59 亿立方米，若筑成高宽各 1 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赤道

24 周。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经济还十分困难，再加上抗美援朝，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为解除人民的苦难，造福于子孙后代，下决心先根治淮河，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大搞兴修水利。

由于水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周恩来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水利事业。祖国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黄河、长江、海河等河流的治理，十三陵、密云、怀柔、新安江等水库的工地，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曾说：水利，是关系列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从治水的大者来说，大体是： 50 年代前期，周恩来抓治理淮河。随后

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流域的燃盾之急。 50 年代后期，周恩来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决策。 60 年代，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70 年代，周恩来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原水利部长钱正英说：“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旬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

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 2 亿多亩发展到 7 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 16.3 万千

瓦发展到 2700 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 9 万多马力发展到 8000 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