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大事

周恩来于 1931 年底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于 1934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出发

长征，共在中央苏区战斗了 3 年时间。这个期间，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统治的高峰期，党和革命的各方面工作均遭受着“左”的严重危害。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出发，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尽可能地、不断地向“左”倾冒险主义作着抗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革命和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首先抓的第一件大事，是纠正中央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是从 1930 年底红一方面军中打 AB 团开始的。1931 年 4 月，中共四中全会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的主张和政策，将肃反工作逐步推向扩大化。其主要问题是：

肃反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形成了“肃反中心论”的思想局面。当时认为，群众的发动，“正确路线”的执行，政权、红军、党以及一切革命团体的改造，都要队肃反开始，甚至党内和群众中反对错误思想、错误行动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都以肃反来代替，认为只有肃反才可以执行上述任务。
肃反的组织领导是错误的，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处，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党、超政府的独裁机关，很少甚至不受当地党和政府机关的监督和指导。
肃反的方法是错误的，不仅是简单化，简直是恶化了。如在审问中采取“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普遍的施用肉刑，苦打成招，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这就产生了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不可避免的将肃反引向扩大化的恶性发展。
肃反的后果是严重的。许多入被冤杀了，许多组织被打坍了，党、团、政权及各级组织都受到损伤和削弱。一年多的肃反，仅红一方面军就被肃了4000

多人，闽西“肃社党”运动中被害人达 5000 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群众中甚至党内的恐怖气氛，同志问亦互相猜疑不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非常状态中。而苏区的一切工作，如扩大红军、发展积极分子、政权建设与群众组织的建设，都因此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早已引起了负责苏区工作的周恩来的注意。 1931 年 8 月，他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就指出了肃反中存在的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提醒他们要注意政策界限，实行区别对待，加强“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对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保卫局、处等）强调一定要“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封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抑制。

周恩来赴中央苏区，首先进入闽西苏区，又自睹了闽西境内“肃社党”

（即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扩大化的严重情况。他在途中就带着沉重的心情

两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汇报了沿途见闻，一面请中央直接作决议加以制止，一面表示了他将与这种错误作“严重斗争”的决心。

周恩来到达瑞金后，立即以主要精力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稳定苏区的政治局面。

首先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就反 AB 团、肃社党等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的指示信精神，要求各级党部立即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紧接着于 1932 年 1 月 7 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检讨了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他在会上的报告中，对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央指示信的有关精神，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着重指出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强调今后的“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央苏区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来纠正肃反扩大

化的错误。1.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认识和觉悟，正确认识肃反工作的重要性，但又要反对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的思想，使大家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巩固革命势力，真正肃清反革命派。

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须向广大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有领导地开展党内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对仍旧坚持过去的错误而不承认、不改正的，须予以纪律制裁。
健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规定其组织原则是集权的，反对个人说了算；保卫局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保卫局的组织纲要，应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之。
对反革命组织的侦查，对反革命分子的捕获、审问、处理等工作，一概集中到保卫局系统中去；一切党部、青年团部、工会以及一切革命组织、政权机关，不能直接办理肃反工作；建立革命法庭，按法律办事；要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不单靠供词，并坚决废除审问中的肉刑。
明令确立革命秩序与保障革命群众的权利。

由于这些措施的得当和及时，大约到 1932 年的 3 月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已基本纠正，消除了党内和群众中的怀疑、恐怖和不安，稳定了社会秩序，党和各级政权机关，各革命组织都恢复了正常工作，重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使中央苏区又得到了巩固。这就为以后革命战争（特别是不久就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左”倾中央直接控制中央苏区，在肃反工作上又逐步升级，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似未发生，特别在法律程序上对扩大化也有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