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共党内顾全大局、相忍为党。那个共产国际的米夫为了扶王明上台，却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

1930 年 8 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

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两眼炯炯充满机敏和智慧的中国人，他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但是他并没在莫斯科上车，而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成为柏林去中国东北的乘客坐在这趟车上。这样做，显然是从安全考虑。周恩来才 32 岁。但是已经是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了。这时，他机警地扫视了一下同车的旅客，又看看窗外掠过的白俄罗斯盛夏景色，而心中，却翻腾着今年以来在上海和在莫斯科的难忘经历。

周恩来是 3 月从上海动身的，他坐船到欧洲，5 月间到达莫斯科。这次到莫斯科，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问的一些分歧问题。而在他离开中国的这几个月中，国内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这错误正在实行中，如果不很快纠正，党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这是周恩来现在最为焦心的事。

自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被抓被杀，血流成

河，共产党员由 6 万多锐减到 1 万多人。1928 年夏天召开党的六大，周恩来作为大会秘书长，费尽心血加以筹划，把这次会议开成了复兴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六大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支撑者。从那时到现在这两年来，党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已建立和逐渐壮大起来。到 1929 年夏

六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已达 6.9 万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到 1930 年夏，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 7 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 10 万人。作为直接主管军事和组织这两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党同志两年来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两个高潮之间。现在看来，革命正在趋向新的高潮。这从国内的新军阀大混战的形势也能看得出来。从 1929 年 3 月蒋介石集团同桂系集团为争夺两猢地盘而进行的战争以来，内战频仍，蒋冯之战，粤桂联合反蒋之战，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拥汪之战，直到今年 3 月开始的现在还在进行的冯玉祥、阎锡山、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国内形势以及世界形势，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键是党的领导必须正确。

去年 10 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当时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

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这封信，从共产国际来说，是因为这年 7 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治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8 月开始，苏军同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在东北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 10 月冲突达到高峰。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来保卫苏联。信中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这封信之后，1930 年 3 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依斯基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4 月，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决斗”。这些都可看出共产国际的意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接受和服从的。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当然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党还没有成熟，对于国际指示有相当盲目性。但是周恩来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家。因此他尽管开始时在言谈中或书面上也接受国际的指示，但是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则反对盲目暴动。这样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表示反对。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大家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包括士兵组织、群众工作等，认为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南京暴动的可能性。

2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要坚决决定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他提到了武汉、顺直，主张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的力量，山东、满洲等则要配合。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江苏工作不够，主要是农村没有发展游击战争；武汉，铁路和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不够；满洲，如大连、抚顺等处还没有合作工作，这样的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暴动。

周恩来虽然也接受国际的看法，但是他进而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

所以，周恩来在上海这段时间，李立三的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有实现，直到周恩来去了莫斯科，李立三才能在 6 月 11 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立即下达各地区各支部。

鉴于上面所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周恩来在莫斯科作了多么艰巨的努力，用实际情况来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样，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吸收周恩来、瞿秋白参加，拟定了 7 月 23 日决议。国际认为，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因此周恩来在 8 月中旬动身回国。

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周恩来利用列车停留的时间，下车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没有新意见？”

马基亚尔答：“没有了，据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这样，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回到国内。

周恩来坐火车到达东北，然后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

轮船到青岛的时候，正是清晨，碧波万里，船上喊叫乘客们到甲板上来做早操，周恩来到甲板上，意外地发现了帅孟奇也在。他就悄悄地站在帅孟奇的背后，趁机告诉她：“到上海后，住五马路某某旅馆，我马上派人来接头。”

帅孟奇在上海五马路按指定地点住下后，就有一个女交通员来接头，叫她不要外出。第三天早上 9 点钟，周恩来头戴博士帽，衣着朴素，亲自来找她谈话，然后分配了工作。这次谈话，帅孟奇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中周恩夹谈到当时形势时，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大革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了我们的党组织，使我们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破坏，牺牲很大。不能再空喊“革命高潮马上要来”的口号了。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经受革命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在苏联学习的理论，要在实际中学会掌握和运用。当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着这目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是要搞轰轰烈烈，而要扎扎实实。

这是对形势和要求的一番很正确的谈话。李立三的错误，问题正在于追求轰轰烈烈，使党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以南京为例，周恩来走后，李立三还是发动了南京兵暴，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地下党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 100 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

李立三规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如江苏省，从 4 月到 9 月这半

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有 3000 多人。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 8 月 19 日回到上海。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七月决议，负有贯彻这个决议的任务。他们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9 月 1 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 “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9 月 4 日第二封信中，说： “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9 月 9 日第三封信中，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9 月 4 日，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 7 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

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开始纠正了。9 月 24 日到 28 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黑漆的竹篱笆的院墙内，和平常一样静谧幽雅，但实际上，屋子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地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 7 月 23 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之处，但基本上应当肯定。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立三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从党内来说，何孟雄过去是不同意李立三的做法的。三中全会后， 10

月 9 日，他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表示他过去曾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也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认为“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还说立三的错误现在只是“残余”了，大家“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表示“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三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对于报告和决议表示“完全赞成”，“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的意见”。

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等人的工作非常出色，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党转过了一个大弯子，端正了航向，并使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会后，本来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补救立三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了。

但是，就在这一时刻，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变了。

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在国内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却因为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动计划的指示，都使共产国际十分恼怒，决计“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于是，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官动主义的路线，“甚至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而且还在组织李立三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但这封信上还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了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这里，肯定了伍豪（周恩来）的报告，而不提瞿秋白。

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报告”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 “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12 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

矛头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对着瞿秋白，发共中央 6 月 11 日的决议，同中

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 8 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在组织上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 10 月指示信。他不倭过于瞿秋白，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是，他回来所传达贯彻的明明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呀！他不能不有所申辩。

11 月 22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月 25 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

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 10 月来信，同时提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还对王明等人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月 1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报告中批评王明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并指出王明等拒绝党派他们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由于有米夫等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党内扩大反中央的活动。他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络一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向各方面做工作，焦头烂额，舌敝唇焦，但是风波未能平息。党中央处于严重危机中，已经濒临党内分裂、中央破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从大局出发，极力忍让，对个人委屈不再提及，一切以保护党的统一为重。这年 12 月，共产国际派米夫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就向米夫提出：自己既然已经犯了错误，就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辞去所担任的中央职务。

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既然错了，就应该使各方面过去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周恩来看到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罗章龙等人，就荐引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也去见米夫，并提出把何孟雄也列入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

但是米夫考虑的却是怎样扶王明等人上台，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何孟雄进中央对王明不利，因此米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跟着说：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也道出了一点真情，米夫和王明心里清楚，党中央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周恩来。

瞿秋白被排斥了。他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周恩来说，“你还是背着这个担子吧。”

当时的形势，李立三的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却只怕天下不乱，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共产国际支持。周恩来已很难工作，但是又不准他辞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生存，周恩来挑起重担，拼命苦干，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心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参加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仍旧在三中全会的地址召开。长方形的会场内，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人们围着长桌，大吵大叫，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天明，闹得不可开支。

会上，周恩来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一方面接受批评，作了检讨，

另一方面还保护大批干部。他勇敢地提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所能允许的。”“认为过去凡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是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他尽力使党免于分裂，尽可能减少损失。

1q30 年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殆的境地，党内纷争严重，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篡党夺仅，很多组织瓦解了，很多党员消沉了，有些党员对党怀疑了，只是看到有周恩来在，才认为这还是真的党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使党渡过了难关，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应该是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