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会议的秘书长

抵达莫斯科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

局主任职务的周恩来，直接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工作。

6 月 12 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作为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向中国党的领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后，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14 日和 15 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中国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怔、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 21 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17 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月 18 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

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 84 人、候补代表 34 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19 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20 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在 6 月 27 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想了很多，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他这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比六大召开以前已有了很大提高。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

“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仍是十分可贵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

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他还充当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6 月 30 日，他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

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 31 万至 34 万人，还有 6400 多人被监禁

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 734 个

锐减到 81 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然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发生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后，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十人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月 3 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

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9 日、10 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 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7 月 19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 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 7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和会后，他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党员传达了六大的精神。例如，8 月下旬苏联军事学院党委通过六大代表刘伯承邀请他，到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的孔采伏野营向中国党派去的部分军校学生作了六大的传达报告。那天他从下午六七点钟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然后赶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在莫斯科留了一段时间，没有马上回国。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找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党员逐个谈话，向他们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征询他们对回国后工作的意见。他看了中国留苏学生和一批在苏联学习的军事干部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他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看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向他们讲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那时乌兰夫正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他们身上，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 乌兰夫在 60 年后回忆这件事还说：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 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

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他们乘有些六大代表还没有回国的机会，举行了几次报告会，王明在会上作了反“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

10 月初，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时，向党的满洲省委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又去看望了伯父。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这个报告中评论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这方面，周恩来以后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928 年 11 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工作。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是向忠发，他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六大时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又极力捧向忠发。因此，向忠发被选为主席。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主要的决策作用。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苏兆征第二年 2 月才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李立三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和候补常委，在 11 月 20 日才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新的中央虽已从

9 月 2 日起开始工作，但许多问题都说要等周恩来回国后解决。周恩来一回

国， 11 月 9 日的常委会上就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