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病根

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为解决红军今

后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一头等重要问题，中共中央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会议的全体通过。北上的大局定下来后，周恩来却积劳成疾。他硬挺着翻过大小打鼓山等

雪山，于 7 月下旬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邓颖超后来回忆：“在松潘县的毛儿盖住了一些时候，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断粮的严重威胁。就在这个时期， 我们还遇到没有油、盐和没有水喝的困难。没有油盐吃，两腿发软，浑身乏

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这种威胁，对周恩来来得更猛烈。8 月 4 日至 6 日，在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后，周恩来一病不起，体温由 38℃上升到 40℃；腹泻不断，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全身发黄，昏迷不醒，神志不清。经化验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几天以后，中央决定把为王稼祥治病的医生王斌调来，与另一位医生李治一道为周恩来治病。经进一步检查，发现周恩来患的是肝炎，并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这种情况，急需排脓，但红军医药条件极差，无法消毒，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医生们万分着急，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了化脓性胸膜炎或腹膜炎，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一些治痢疾的依米丁注射液，医生给他每天注射一至两支，并让卫土到 60 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放在他肝区上缘冷敷，使脓肿不致于向胸、腹发展。

为照顾病势沉重的周恩来，中央决定把长征开始时忧患肺结该被编入干部休养连行动的邓颖超接来。这时，周恩来已处于昏迷不醒状态，睡在木板上，全然不知周围都有谁。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上草，以草为床。闲时，她将周恩来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翻看，竟捉到了 170 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她的手都染红了。

8 月 11 日上午，周恩来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邓颖超赶忙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来半盆棕绿色的脓。原来，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

脓排出来以后，周恩来的体温已慢慢退了下来。看见邓颖超在身边，竟感到有些意外，问她：“你什么时候来的？”没顾上与邓颖超说几句话，他立即给红一、三军团发电报，要他们坚决执行有关作战计划，准备在 7 天至

10 天内离班佑北上。

因周恩来病中不能理事，8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由毛泽东作夏（河）洮（河）战役后红军行动问题的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一正确方针。

8 月 21 日，开始过草地北上。由于周恩来仍处于重病之中，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行走。彭德怀焦急之中断然决定：“抬！”他吩咐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担出草地！”萧劲光最后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样等人，向荒无人烟，到处是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与战士们一起给周恩来抬担架。周恩来见杨立三和战士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心里十分难过、不安，他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身不由己。 19 年后，杨立三去世，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执意要亲自为他抬棺送葬。长征路上的战友深情，始终索绕在周恩来心中。

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行军，周恩来等人终于走出了草地，他的病也逐渐好转。

却难料到周恩来在长征中留在肝脓疡位置上的病恨，会演变成致命的癌症，40 年后又来折磨他。这一病痛的忻磨，比 40 年前来得更无情和猛烈。

但周恩来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同

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他在临终前还与 40 年前救治过

自己的医生王斌开玩笑说：“您 40 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 40 年⋯⋯”

1935 年 10 月 19 日，周恩来和改编成陕甘支队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行程。一个

新的时代，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