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全过程

按照周恩来和前敌委员会的布署，聂荣臻于 8 月 2 日拂晓将二十五师及时拉到了南昌城。这以后的全过程，聂荣臻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大，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一挺就过去了。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 8 月 3 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二十四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寸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

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阵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忘。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 8 月 3 日出发，

4 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奔南昌来代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

他才赶上部队。

另外，我们在武汉时，曾组建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警卫国民政府。这个团是从叶挺独立团抽调一些连队组建的，团长卢德铭同志，原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和营长。这个部队本来也是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我们离开南昌，九江又被张发奎控制，便转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为送不上我们，就停在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军编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沿用旧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朱德同志任九军副军长，贺之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二十四师师长，我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十五个团。

月 3 日，我军开始南下。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锴的一个师，部队的情绪不能不受影响。

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向瑞金前进的路上，于壬田市打了一仗。这是我们南下以来的头一仗。先头部队是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敌人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后就是一阵猛打，虽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损失很大。

壬田战斗后，我军进占瑞金。听说在会昌有钱大钧的一个师，壬田的敌人也退到会昌，我们便又集中力量去攻击会昌。8 月 30 日会昌战斗展开，战斗很激烈，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我和恩来、叶挺、伯承都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但我军伤亡一千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廖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的。

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们就占领会昌。占领会昌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听到外边又打了起来，后来知道是黄绍竑的部队，从洛口开来，和我军遭遇。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经过这几仗，我深感起义军的勇敢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都缺乏战役战斗指挥经验，碰到敌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来，把敌人赶跑了，歼敌不多，自己伤亡却很大。

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没有碰到什么敌人。

月 24
日，我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作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同志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箝制敌人。其实，今天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我们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我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待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竑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箝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他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对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筋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我们撤了，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我们，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我们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就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同志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我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他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他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阵，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经过再三思索，最后我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我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开会。于是，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我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了。

可是，我们得知，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这时，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冲啊！冲啊！我劝他好好休息。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部队有的投降了。

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刚起义的军队要成为坚强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的。

得到这个情况后，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

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

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