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少共

1922 年 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旅欧共产主义组

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 18 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著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代表们之间有的是久别重逢，有的是初次相识，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少年》月刊创刊于 1922 年 8 月 1 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

弗瓦街 17 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

刊物最初为 16 开本，每期 30 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 24 开本，每期 42 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井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力主要内容。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从 1922 年 8 月创刊，到 1923 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 13 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发表在《少年》上的许多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即周恩来等人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做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

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的一家小旅馆内。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就在这年的 10 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申请。11 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两人有不少相似的优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 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 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11 月 20 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 年 1 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19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 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

会，到会代表共 42 人，代表着在法、德、比三国留学的 72 名少共党员。在赵世炎的主持下，临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的会议，讨论了少共成立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 20 项提案。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 12 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五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 1 月 29 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3 月 13 日，周恩来起草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向团中央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国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1923 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

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小旅馆三楼第 16 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6 月，中共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很快传到了旅欧党团组织。1922 年 9 月 1 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 1923 年初，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歧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3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 月 25 日，王京歧致函国民党本部说：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青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6 月 16 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8 月，周恩来在写给将要回国述职的玉京歧的信中，谈到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1 月 25 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内部伏莽之患。”

1924 年 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2 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赤光》与《少年》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即“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 16 开

本，每期约 12 页，出版起来

比较迅速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

1924 年 2 月 1 日，《赤光》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赤光的宣言》中，阐明了该刊的宗旨：“我们所认定的惟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使大家解此苦闷，我

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巨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 30 余篇。

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人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对国民党的改组及国共合作问题，周恩来在 2 月 15 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中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周恩来在 6

月 1 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他写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予的希望，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能力。

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负责人的身份，在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7 月 20 日，周恩来即将归国的前夕，他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7 月 13 日至 15 日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委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了准备。

7 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浙江，年 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正在等待着已是职业革命家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