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人口的增长 1.东晋至刘宋元嘉期间南方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

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量南迁

西晋“永嘉之乱”后，南方相继建立东晋和宋、齐、梁、陈五个王朝，凭藉长江“天堑”的屏障，得以避免北方各割据政权之间的兵祸连结，以及游牧部族落后生产方式的破坏，在较长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北方广大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饥荒和民族压迫，大批渡江南迁，史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⑤。这些北方士族南渡时，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如兖州大族郗鉴率乡里千余家流移于广陵（今江苏扬州）⑥；青州大族徐澄之，即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京口⑦。北方人民分散流移到南方的也络绎不绝，如“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①等，不胜枚举。据估计，自东晋初到刘宋末，北方流移南下的人口即在 100 万以上②。

当时北方南迁的人民，“谓之侨人”，散居于侨州、郡、县，成为“无贯之人”③。东晋政府为使侨人著籍输课，实行土断人户。咸康七年（341 年）： “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④，即“以土断定”，使“白籍”流寓户按现居地登入纳税服役的“黄籍”，以“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⑤。以后

⑧ 《广弘明集》卷一○。

① 《文献通考》卷一○《户口》一。

②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③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六九。

⑤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⑥ 《晋书》卷六七《郗鉴传》。

⑦ 《晋书》卷九一《徐邈传》。

① 《晋书》卷六六《刘弘传》。

② 据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 15 期）一文，按《宋书·州郡志》所载各侨州郡县户口数估计，自永嘉至元嘉年间，北人南渡即达九十万。

③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 《晋书》卷七《成帝纪》。

⑤ 《晋书》卷七五《范汪附子宁传》。

通过桓温及刘裕先后实行“庚戌土断”及“义熙土断”，南渡户口大都编入黄籍，和当地土著一样成为封建政府负担赋役的编户，政府掌握的在籍人户大为增加。

南方经济和人口的同步增长

北方人民的南迁，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人手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东晋统治者王导、桓温、谢安、刘裕等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切合时宜的政策，使南方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为人口的繁衍创造了物质前提。

王导凭籍“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优越条件，于成帝咸和五年（330 年）改革赋税制度，“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⑥。谢安又在孝武帝时期（372—396 年）实行“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⑦的新税法。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流亡的农民又回到土地上来，安心

地从事农业生产。桓温、刘裕厉行土断，使政府从士族豪门手中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编户。史称：“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⑧。在东晋统治的“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⑨。由于政局稳定，经济有了发展，“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①。

整个东晋时期，史籍独阙有关户口的记录，成为历代户口统计的空白点。前述东晋太和五年（370 年）前燕有户 2，458，969，比西晋太康初（280 年）相当地域的户数增加了 1.2 倍。西晋太康初相当于东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有户 791，600②，倘亦按增长 1.2 倍计，则东晋太和五年有户 1，743，698。

但正如前述，西晋时期世家豪族“荫户”的情况极为严重，《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本身即有不实，而前燕只是在动乱迭兴，局面稍事稳定，封建经济略有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户口所达到的水平。相比起来，南方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在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和当地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下，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财阜国丰”、“家给人足”的东晋，人口当有更迅速的增长，其实际户数估计当不会少于 300 万。

南朝刘宋王朝的创建者刘裕，作为寒门庶族地主代表人物，利用东晋后期腐朽的士族地主势力在孙恩、卢循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政治上日趋衰落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实行宽征省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改东晋时的计口收税为计赀收税，对“无赀之家”的贫民赋役剥削有所减轻。其子刘义隆又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植”③，督责“游食之徒，咸令附业”，务使“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④，在政治上并做

⑥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⑦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

⑧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⑨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史臣曰。

①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② 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太康初相当于东晋统辖地区有扬、宁、交、广四州；徐州广陵郡的八分之七，临淮国的十分之七；豫州安丰、弋阳二郡；荆州襄阳郡的八分之二，义阳国的二分之一，及魏兴、上庸、顺阳、南阳、新城以外的其他各郡；梁州巴东、涪陵二郡及巴郡的二分之一；益州朱提、牂柯二郡及江阳郡的二分之一，计有户 791，600。

③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④ 《宋书》卷五《文帝纪》。

到了“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因而“内清外晏，四海谧如”⑤。

刘裕父子当政的近半个世纪期间，是南朝历史上政治相对安定，经济向上发展的小康时代。史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①。然而见于记载的刘宋户口数字，却异乎寻常地低落，据《通典》：“今按本史（刘宋）孝武大明八年（464 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②，又《宋书·州郡志》载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相加后为：户 901，769，口5，174，074③。

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辖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 1，331，305④，刘宋仅及其 67.7％，如从刘宋与西晋辖县无变化的吴郡等十四个郡来看，除长江下游的三吴，江汉地区的南平，以及蜀中的巴郡，户数较西晋时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外，其他各州郡普遍成倍地下降⑤。

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数，既低于 184 年前的西晋太康初，也远不及 145 年后隋大业五年（609）的户口数。后者相当于刘宋统辖地域的各州郡，有户3，958，748⑥，超过刘宋三倍以上。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继三国之后又一次出现的这一低谷，显然与前述永嘉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以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休养生息，经济与人口均取得较大发展，“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 的南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根据前面有关东晋人户不会少于 300 万的估计，经过元嘉之治，“氓庶繁息”，而幅员远比东晋为辽阔的刘宋大明八年，其实际户数当在 300 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