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明州港的兴起

唐代中、后期，明州的海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海外杂国贾舶交至”①，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 “唐代海外贸易渐兴，有市舶使之设，置务于浙，鄞亦隶属焉”，明州开始有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的设置，隶属于浙江市舶务。

明州与海外通商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早。最初日本与唐朝交往多经由“新罗道”至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代宗大历年间（776—779 年），由于新罗发生内乱，“海道梗塞，乃改由明、越州朝贡，厥后相沿为例”②，即取道日本南部多■、夜久、奄美、度感的“南岛路”，越过东海前来明州。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回国时即取道明州；日本的高僧最澄、空海也取道明州前来中国；为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戒的日僧普照，曾两度前来明州育王寺。后来开辟了“南路”，从日本九州西北的值嘉岛（今平户岛） 和五岛列岛，越过东海前来明州，这条航线既较安全，又很便捷，如遇顺风， 十日可达。唐昭宗乾宁三年（896 年），授王潮威武将军节度使，“并谓： 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当时由明州登陆前来朝贡和贸易的所谓岛夷，除日本、高丽外，有环王、尸利佛逝、占卑等南洋诸国。造船业相应地得到发展。据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云：“舶大者二十丈，载六、七百人”。1975 年，宁波市和义路发掘到的唐代造船场遗址，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

唐时从明州出口的商品以越窑青瓷最负盛名。七十年代在和义路海运码头一带，出土了一批九世纪中叶的青瓷器，大多为越（明州）窑产品，制作精美。唐时从明州港出口的越窑瓷器巳远销国外，从东方的日本鸿胪馆，到印度布拉明纳巴德，波斯沙麻拉以至非州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等世界著名城市，都有越窑青瓷在那里列市销售①。这些港口城市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的正与宁波出土的越窑瓷器相似②，说明唐时明州越窑瓷器深受海外的欢迎。此外，从明州输出的还有大量的佛经、佛像、药材、以及骨木嵌镶的精致工艺品，输入的有砂金、水银、玳瑁、琥珀、象牙、吉贝布等。

五代十国时，明州在吴越统治之下，市舶司改称为“博易务”，与日本、高丽（五代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继续发展了友好的通商关系。据

① 蔡芝卿：《鄞县通志·舆地志》古迹·故城考略。

① 宝庆《四明志》。

② 《鄞县通志·食货志》。

① 林士民：《瓷器之道传友谊》，《中国的瓷器》1979、12。

② 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 年 7 期。

《[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僧人子麟于吴越清泰二年（935 年）去高丽、日本传授天台教法，后高丽国王特派遣使臣李仁旭陪送他回到明州，吴越王特在明州城内建造一所寺院供其安顿。当时阿拉伯地区出产的火油，开始运来明州，史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③。吴越与南唐作战时，曾“纵火油焚之”，烧掉南唐船只四百余艘。吴越慈溪上林湖官窑出产的青瓷号称“秘色”④，远销国外，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宋神宗曾说：“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