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泉州海港的异军崛起

宋代，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为发展海外贸易，除传统的南方国际贸易港口广州外，北宋初在东南沿海就开始有了两浙市舶司的设置。设市舶司的港口多达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江阴五处，两浙成为港口最密集的地带。当时，泉州“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必须“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⑥。后以两浙距首都汴京虽较近，但离南海诸国太远，以致“商舶滋少”。而泉州地理位置比较适中，既具有唐末五代以来港口的历史基础，又具备优越的港口自然条件。正如《隆庆府志》所述：“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逶迤，不至波扬”，它兼具海湾港与河口港的优点，包括后渚港等深水港可容纳上百艘大海船。北宋政府因于元祐二年（1087 年）10 月，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福建一带的海外事宜。

宋代泉州作为海港地位的被确认，还由于泉州与后方广阔的腹地之间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主要有以下三条路线：

北上剑州、仙霞路唐末黄巢起义进军福建时，由衢州越仙霞岭直趋建州，“刊开山道七百里”①，开辟了闽、浙之间的陆路交通。宋时，由泉州西门出发，经南安、永春、德化、尤溪入延平（今南平），经由仙霞路入浙，或西北沿富屯溪入赣。
东出福州路嘉祐四年（1059 年），建成横跨于洛阳江上长达 360 余丈的“洛阳桥”（又名“万安桥”），由泉州东门出，过洛阳桥，沿今福

（州）厦（门）公路直达福州；或由北门出，过洛阳江畔的河市，经仙游转福州。

西南通粤路皇祐元年（1049 年），在泉州临漳门（新门）外兴建了横跨筍江的浮桥，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 年），改建为石砌长 80 余丈的“石筍桥”；嘉定四年（1211 年），又在其下游兴建了长达 150 余丈的“顺济桥”，因建于上游的石筍桥之后，故又名“新桥”，沟通了与晋江以西地区的交通。绍兴八年（1138 年），建筑了东起晋江安海，西至南安水头，横

① [宋]徐兢：《宜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

② 乾隆《晋江县志》卷二《规制志·公署》。

③ 庄为玑：《谈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8 年 8 期。

④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 10 期。

⑤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

⑥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跨安海湾长约五里的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称西桥，为当时全国最长的桥梁），桥边兴建码头，中外商船可直接停泊装卸货物。由泉州过顺济桥西南行过安平桥后，可通厦门、漳州以至潮、汕、广州②。

南宋规定各市舶司“抽解”和“博买”的舶货，必须限期纲运上供。当时，泉州舶纲运往首都临安（杭州）限三个月，广州为六个月③，泉州即由于陆路交通的便捷而占有绝对的优势。

宋代晋江下游称为浯江，江面辽阔。南宋绍定三年（1230 年），郡守游九功始建甕城及南门外翼城，“东起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④。浯浦在今南门附近，甘棠桥在今新门外，南门翼城既在江边，则今破腹沟宋时当为晋江的一条叉道，今菜公洲的南北方还只是名为上草洲及下草洲的两个江心沙洲，使江流分汊，石筍桥及顺济桥即分别架设于上、下草洲的江面上。宋时顺济桥下的浯江宽一

公里许①，地当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②，蕃舶多停泊于此；石筍桥附近则为都税务所在③。宋市舶司旧址，据庄为玑调查在水仙门附近今水门小学处。

洛阳小海位于后渚与洛阳之间的乌屿岛周围，其东侧港道深邃，俗称“乌屿潭”，也是蕃船停泊之地。南宋时乌屿与大陆间“旧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④。宝祐年间（1253—1258 年），在其间架起了盘光桥，“与洛阳桥海中相望，如二虹然”⑤，可见以乌屿为中心的洛阳小海在宋代经济的繁荣。

泉州正式开港后，直至崇宁（1102—1106 年）初，广、泉、两浙三方，仍“唯广最盛”⑥。以后随着泉州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政和五年（1115 年），特设“来远驿”于泉州，以接待海外各国的友好使者⑦。泉州地方官员并在南安九日山通远王祠为中外海商举行祈风典礼，至今九日山仍保存宋代祈风石刻十方⑧。宣和七年（1125 年），朝廷发“空名度牒”给三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两浙得三百道，广南、福建各得五百道，泉州已凌驾两浙之上而和广州并驾齐驱了。

南宋初期，泉州不若杭州、明州受到金兵的直接破坏与威胁，高丽商舶也绕过江浙诸港，迳来泉州贸易⑨。南宋统治者为依靠市舶之利以维持政府巨

② 石筍、顺济、安平与万安桥并称为南宋泉州四大名桥，参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一○《桥渡》。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④ 乾隆《晋江县志》卷二《城池》。

① 乾隆《晋江县志》卷一六，词翰《顺济桥记》。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一○《桥渡·顺济桥》。

③ 乾隆《晋江县志》卷二公署·宋都税务条：“在镇雅坊街东，熙宁八年（1075 年）建，外务有二处：一在石筍桥，一在南门外辛公亭”。

④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⑤ 乾隆《泉州府志》卷一○《桥渡·盘光桥》。

⑥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⑧ 根据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980 年调查核实的资料。

⑨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额的财政支出，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令泉州市舶司“务要招来番商，课额增羡”⑩。六年（1136 年），大食商人蒲啰辛因贩入大宗乳香，市舶抽解到三十万贯，及泉州纲首蔡景芳招诱海商得法，都被封为承信郎①。十四年

（1144 年），批准泉州市舶司依广州市舶司例，每年在遣发蕃舶时“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由市舶提举和州官”招待“诸国蕃商”②。乾道元年

（1165 年），因“福建（泉州）、广南（广州）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蠹可罢”③，诏罢两浙市舶司，只存泉、广二州。三年（1167年），又诏令福建市舶司从上供银内“截拨二十五万（两），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④，扩大了泉州港的对外贸易活动。从此，泉州正式取代了杭州、明州的地位，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⑤。泉州商人也经常将海外香药等货，转运至江浙等地贩卖⑥。至于外国商人前来南宋从事贸易活动，据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南海诸国至中国航线，“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午门”，泉州与广州已并列为海外诸国来华的港口。

南宋后期，泉州港的海外联系日益广泛，宁宗开禧二年（1206 年）成书的《云麓漫钞》列举“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计三十一国。二十年后，宝庆元年（1225 年）任泉州市舶提举官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所记泉州港对外联系的范围，已东起菲律宾，西抵非洲东岸，北至日本、朝鲜，包括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在内的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都以泉州作为计算里程的起点。宋代经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以陶瓷器、丝织品为主，还有铜、铁、铅、锡、金、银、钱币、茶叶等六十多种。阿拉伯、三佛齐等进口的多为珠贝、玳瑁、犀角、象牙、乳香等。其他如菲律宾的贝纱和吉贝布，高丽的人参、水银、绫布，以及日本的巨木等，都输入泉州。

南宋末期，任命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①。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影响，广招蕃舶，阿拉伯商人更多地来到泉州。如大侨商回回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遗存“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②。当时商务繁忙的泉州港呈现一派“风樯鳞集，舶计骤增”，“涨海声中万国商”③的盛况。宋末，泉州港已超越广州港跃居全国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