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

康熙朝正如前述，由于劳动人民不堪沉重的赋役负担，大量逃亡，以及地方官吏对人丁溢额的多留少报，政府已不能掌握人丁和田地的实数，赋役的征收，也就失去了可靠的依据。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确保税收和获得劳动人手，于五十一年（1712 年）下达“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旨。次年（1713 年）又颁布诏令，对见在人丁的时间断限，作了明确规定：“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④。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虽然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固定下来，做到赋有定额，人民对新增人丁已再无隐匿的必要，但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仍然存在。清制：“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⑤。按规定，老丁开除以后，“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⑥时间一长，由于“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其户势难完纳”①。再加上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相互挪移，“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见丁当丁；而甲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②，仍不能保证丁额不变和丁银收入的稳定。说明自古以来就实行的以田亩数和人丁数两重标准征税的办法， 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御史董之燧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先在广东试行，“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 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即“丁随地起”③。康熙末年（1722年），又在四川试行，“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公私称便”④。雍正元年（1723 年），清世宗采纳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先从直隶开始正式颁布诏令，逐步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是赋役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问题，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由于将丁银摊入地亩，这就使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废除，使广大农民摆脱了长期压在他们头上的丁银负担，他们已再无必要为逃避丁税而逃亡或隐漏，从而增加了政府户口统计的真实性。

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官方统计的人丁及田地数字，一改康熙前、中期“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较显著的增长，见附表 10-11-20⑤。

康熙后期至雍正末年人丁及田地的增长，比康熙前、中期显著加快，人丁的年平均增长率由康熙前、中期的 1.6‰提高到 4.9‰，增加了 2 倍，田地也由 3.1‰提高到 7.2‰，增加了 1.3 倍。

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还不能说是主要由于“滋生人

④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三，《户部·户口·编审》。

⑤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纪停编审》。

⑥ 《皇朝政典类纂》卷三○《户役》一《户口·丁中》。

①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②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二《吁宪推广皇仁泽遍穷黎恩垂不朽事》。

③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纪丁随地起》。

④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纪丁随地起》。

⑤ 本表据《清圣祖实录》卷 7、231、235、240、244、248，《清世宗实录》卷 2、64、150。

丁 ， 永 不 加 赋 ” 所 取 得 的 成 效 ， 因 为 在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表 11-13

（1712 年）颁布此项命令的前一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达 5.1‰，以后直至雍正末，只是基本上维持这一增长水平而已。

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行以后，官僚豪绅地主在编审户籍之际， 常营私舞弊上下其手，将丁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人民身上，以致“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劳动人民“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①， 及至推行“摊丁入亩”，把丁银“摊入田粮内，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 皆非所乐”②，因而一开始实行即遭到地主阶级公开反对，提出所谓“地丁原属两项，似不应地上加丁”③，百端进行阻挠，使这一政策在全国的推广拖延了很长时期。虽然大多数省份陆续实行于雍正年间，但贵州省延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才得实行。山西省乾隆元年（1736 年）只在少数州县开始实行，由于“地土瘠薄”，粮轻丁重，丁银摊入地亩阻力更大，直到光绪五年

（1879 年）才最后完成①。至于清朝“龙兴之地”的盛京和吉林则先后迟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及光绪九年（1883 年）始得实行②。其间经历雍、乾、嘉、道、咸、同、光七朝，延续达 160 年之久。正因为如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摊丁入亩”的实行，并未能在促进人口增殖方面起立竿见影的效果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