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商埠

咸丰十年（1860 年）以前，天津港还是一个以转运国家漕粮为主的主权港口，以粮、盐、百货为主的南、北之间的河、海运都很发达。五口通商以后，天津港的转口贸易也十分兴旺，“每年七、八月间，总有一、二百只所谓闽、广洋船，载杂物从福建、广东北上，从大沽口入天津，停泊在三岔口一带”①。上海、宁波商船载运货物来津的也为数不少。从南方各口运来天津港的货物，除以棉布、呢绒、丝缎为主外，并“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②。来津船只返程时， 则载运羊毛、骆驼绒及各种土特产运回南方各口及外洋。

天津开埠以后，英、法在紫竹林租界沿海河西岸兴建紫竹林码头，取代三岔口漕运码头，成为天津港的航运中心。同治二年（1863 年），在紫竹林码头停靠的轮船有 134 艘，总吨位 36，276 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 进入天津港的轮船达 688 艘，为同治二年（1863 年）的 5.13 倍。其中英国

369 艘，即占全部船数的 53.6％③。天津港的航运，为外国航业所垄断。以后， 由于海河河道逐渐淤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海轮已无法驶抵租界河

② 查为仁：《莲坡诗话》。

③ 梅成栋：《马家口南行即景》。

④ 《津门杂记》。

⑤ 《天津县新志》。

⑥ 《天津政俗沿革记》。

⑦ 《天津政俗沿革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一，道光朝。

②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

③ 《天津海关贸易报告》（1861—1895 年）。

坝，中外航商纷纷在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塘沽兴建码头。此后，在海河航道淤浅时，进出天津港的轮船多在塘沽接卸。光绪十四年（1888 年），清政府已建成津塘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自阎庄至滦州之唐山，长八十里”④，货物由塘沽接卸，即通过津塘铁路与天津相沟通。塘沽码头的发展，适应了船舶数量增长和载重量增加的要求。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到达天津港的船只达 829 艘，英国仍占绝对优势， 但此时日本到达天津港船舶的增长率已超过英国，到民国三年（1914 年）， 日本来津商船达 447 艘，已凌驾英国之上成为到港船舶最多的国家。

天津的鸦片输入，自开埠以后成了合法的贸易，其数量逐年增加。同治二年（1863 年），进口 3，714 担，占同年洋货进口值的 36.4％。四年（1865 年），激增至 5，654 担，占全国进口值的 12％①，居天津进口货的首位，棉布、毛呢及毛制品分居二、三位。光绪二十年（1894 年），天津洋货进口值达 2，171 万余关平两，超过广州的 1，369 万余关平两，成为仅次于上海（3， 048 万余关平两）的第二大洋货进口港。但当年天津港的直接进口在全国进口总额中还只占 2.81％，仍以转口贸易为主。以后，天津港对国外的直接贸易有了重要发展，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天津直接与外国市场的贸易值已超过了由上海转口的贸易值。同年，海关税收达 296 万余关平两②，天津的贸易总值及海关税收均仅次于上海，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商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