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户口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两宋官方的户口统计中存在严重的隐漏问题，表现在“主户”也就是有产税户为逃避赋役而隐匿户口，以及“客户”也就是乡村中承佃土地的佃户， 因不直接承担赋役而被大量漏计入籍等两个方面。主户的隐匿户口与客户的漏计入籍，实际上都是“户”与“口”同时被隐漏。

宋代主户为逃避赋役而隐匿户口的情况相当普遍。如仁宗时期江南西路转运使周湛“以徭赋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条其诡名挟佃之类十二事，且许民自言，凡括隐户三十万”①。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查究两浙路逃绝户，括出401，332 户②。一个路隐户即达三、四十万，全国隐户之众，当可想见。

但宋代户口的隐漏，关键不在主户，而在“客户”，即乡村中承佃别人土地的“佃户”。其中不少在大地主的荫庇之下，没有登上政府的户口册籍。

有宋一代，随着土地兼并的日渐严重，大批自耕农及一小部分中小地主， 失去土地沦为客户。宋初赵普说：“邓州五县，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户”③。仁宗时，苏洵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招浮客， 分耕其中，”“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①。李觏也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②。这种客户数大大多于主户数的情况，到北宋后期，还可从吕陶的奏疏中得到反映：“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③。

但北宋主、客户数字的官方统计，却是客户数大大少于主户数。根据《长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二之六至七。

① 《宋史》卷三○○《周湛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元丰二年九月癸酉。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① 《嘉■集》卷五田制。

② 《李直讲文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吕陶奏。

编》对北宋仁宗以后各朝主、客户的统计，抽取几个年份列表如下。见表10-11-10④

表 11－3

表 10-11-10 所列北宋各朝客户数字，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天圣七年，也还不及二分之一，元符二年更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客户在全部户口中所占比例不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而增加，相反地却有着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些统计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宋代客户的绝对数字，我们已无从考证， 但在北宋政府户籍册上记载的客户数大大少于实际数，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南宋户籍没有主、客户的统计，但宋室南渡后官僚地主乘战乱大量兼并土地，使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更大大超过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 年）刘克庄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开辟以来未之有也”①。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就更多，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势必更大于北宋。孝宗时，江西抚州金溪县的农民，几乎大部沦为佃农。时人陆九渊说：“所谓农民，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②。说明农民大多成为客户，在五等户中以自耕农为主的下户，也所剩不多。又据叶适说：“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③。就是说承担赋役的主户，已不及总户数的三分之一。难怪南宋末年，方回在秀州（浙江嘉兴）魏塘所看到的是“望吴侬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④。

宋代客户，因受地主控制的程度，即对田主人身依附关系强弱的不等， 大体上可分为四种。其隐漏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1. 佃客

即通过契约关系租佃地主田地的佃户，在客户中所占比重最大。宋时佃

④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二○、一六五、二九五、五一九。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端平元年札子。

② 《象山集》卷八，与陈教授书。

③ 《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二引。

④ 方回：《续古今考》。

客在法律上已取得在契约期满后有退佃、起移的权利⑤。从而赢得了“起移” 的自由，他们已不再经常依附于一个地主了。佃客的起移不定，成为户籍册中漏口的原因之一。

1. 浮客

即浮居、浮寄或侨居的客户，对田主的隶属关系更比佃客来得松弛，享有更充分的“起移”自由，常“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⑥。商品经济发达的两浙路和江南东路，元丰初客户占总户数的比重最低，仅分别为百分之二十及十八，正与浮客的“起移不定”、“转徒四方”有关。浮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不稳定性，使他们更易成为官方统计户口时漏列的对象。

1. 庄客

是指在两淮营田中沦为官庄的客户。其封建隶属关系要比佃客强。依官庄条例规定：“客户五家相保为一甲”，将庄客编制起来，从政治上严加控制，所谓“名系于官，不得自由”①。如淮南西路元丰初客户占总户数的比重达 43％，但实际数字更远不止此，因为庄客不堪官府的剥削和奴役，“逋亡者众”②。庄客的逃移、逋亡，必然减少了客户入籍的数字。

1. 地客

是指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其地位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的客户。据《宋史》记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庸调敛，悉佃客承之”③。这种处于农奴地位的旁下客户，并因随田典卖而称为“随田佃客”④。川峡地区由于山岳绵亘，交通梗阻，地旷人稀， 生产落后，豪强地主为了解决劳动人手不足，采取各种超经济手段，把客户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所谓“素役属豪家，皆相承数世”⑤。在乡村地主大姓中， “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借贷，仰以为生”⑥。如夔州路所属的渝州“南川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⑦。

但是，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官方统计四川地区的主客户数字中， 即使在全国各路中客户数最多的夔州路，也只占总户数的 70.3％，其次梓州路占 48％，利州路占 43.8％。这显然是被大大少算了。至于客户数最少仅占总户数 28.2％的成都府路，也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据吕陶记载：“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远，昔为十县，县之主户各二三万家， 而客户数倍焉”①。

以上四种客户，因被束缚于土地上或自由起移的程度各不相同，其影响户口统计中客户数字的多寡，也就因地而异。具体反映在户籍册上，便是客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神宗熙宁五年八月戊寅。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一五。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二一—一二二。

③ 《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

④ 《元典章》刑部《五峰集》。

⑤ 《宋太宗实录》卷七八，至道二年八月丙寅。

⑥ 韩琦：《安阳集》附《家传》卷九。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神宗熙宁四年正月乙未。

① 吕陶：《净德集》卷四贴黄。

户有较多起移自由的江浙一带，在总户数中所占比重最低，而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川峡地区，则所占比重最大。但总的情况是，由于荫隐不报，起移不定，转徙四方和逋逃流亡诸因素，以致户籍上的客户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 成为官方统计人口数字“漏口者众”的重要原因。

根据两宋官方户口统计，口数被大量少算而户数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推论，不妨以后者作为估算人口的基础。北宋崇宁元年（1102 年）2，026 万余户②，加上辽的 57 万余户③，总数为 2，083 万余户。倘以中国历代人口大体每户平均五口推算，则全国当有 10，415 万余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 1，267 万余户④，以同样方法推算为 6，335 万余人，加上金泰和七年（1207 年）的 5，353 万余人⑤。如将大量漏计入籍的客户估计在内，则总人口还要多得多。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初，我国人口即已突破一亿。将历来史家们所公认的，清乾隆六年（1741 年）始逾一亿的传统说法，提前了六个世纪。这对全面正确地估算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