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末年至平帝元始二年(前 89—公元 2 年)人口再度上升达于最盛时期
武帝晚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南北各地农民纷纷爆发起义。为挽救统治危机,被迫于征和四年(前 89 年)下轮台罪己之诏,“悔征伐之事”①,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②,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命推广“代田法”及耧车、
耦犁等先进的农业工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昭帝时,在霍光辅佐下,实行荒年减免租税,赈贷粮食,以公田假赐人民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③ 的政策,于是“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④,史称“始元、元凤之间, 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⑤。
宣帝即位后,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农业生产又有上升,连年丰稔,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达到西汉以来的最低记录。汉宣帝被封建史家誉为“中兴之主”。在昭、宣统治的近四十年间,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又逐渐改变并稳定下来,政治比较清明,成为文、景之后的又一个好时期。人口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
据《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前 6 年),⋯⋯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⑥,《汉书·地理志》又谓“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颜师古注:“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以为数也”,未确指元始何年,但根据“京兆尹”下注明为元始二年,历来史家即均以为元始二年数⑦。事实上,班固本人对西汉户口极盛年代,前谓哀帝初,后谓平帝元始初,即说法不一。
西汉自元帝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自然灾害频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西汉王朝已由盛转衰。元帝时,在重压加灾荒下,“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①。成帝时“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因饥饿疾疫死于道路的“以百万数”②。哀帝时鲍宣概括了农民的处境是:“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亡死而无一生”③,以致“部落鼓鸣”,“盗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⑥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⑦ 《汉志》行政区划以元始年间为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侯国考》提出侯国以成帝元延年间(前 12—
前 9 年)为断。近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 3、4 辑)则认为
《汉志》郡国区划均以元延年间为断。考虑到《汉志》体例不一,元始二年距元延年间相去仅十余年,姑仍从旧说作元始二年数处理。
①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② 《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③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贼横发”④。平帝继位时,年仅九岁,大司马王莽辅政,积极为篡权作准备, 就在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⑤,平帝下诏:“天下民訾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⑥。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是年司隶、豫、冀、兖、青、徐各州所属郡国人口,无十万户以下者,显与平帝诏书不合,很可能是王莽有意夸耀,为其代汉制造舆论。清人王鸣盛即认为当时“户口之盛,必多增饰”⑦。哀、平年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可能是西汉人口处于顶峰时期,正如王鸣盛所云:“盖取最后之籍以为定,不必以其盛也”⑧。